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用报告的话说，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使得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

可以说，这个报告客观描述了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些特征，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共识，可谓卑之无甚高论。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它仅仅是某种失意泄气的描述，比如“既得利益集团”一词，究竟如何理解和界定这个语辞？党和政府在工作文件中也强调“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民间更是经常将“既得利益集团”挂在嘴边？这不免让人纳闷，“既得利益集团”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抨击，觉得不属其中，它如同鬼魂般生长出来，无法对号入座。报告也人云亦云将这一语辞“泛化”，未做任何建设性的说明。

另外，报告将“转型陷阱”跟“中等收入陷阱”做了区别，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将含义做“窄”了。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完全包含了所谓“转型陷阱”的所有内容。“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人均3000美金”的经济学阶段，更重要的是，它是具有社会学属性。否则“中等收入陷阱”3000美金标准是1980年提出的，按照通胀下的购买力折合，目前估计要道6000美元。那么中国离3000美元很近但离这个人均标准还很远，有这么一大截空间，未到中等收入就大谈陷阱，有过虑之嫌？

不是这样。“中等收入陷阱”真正的含义是：经济发展是有社会的维度的，社会承受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只不过经济学家看不到这一点。举个简单例子，在房价疯狂的时候，人们论证房价不倒，他们会说“货币疯狂增加，房价怎么会跌？”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带来高通胀，即使政府顽固地不理会高通胀（就像魏玛时期的德国），那么就一定会有高愤怒带来的社会冲击，而在这种冲击下不动产是最脆弱的。所以，社会承受往往是经济政策最需要考虑的底线。用波兰尼的话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含义在于，必须用增大经济自由和改善机会平等的社会政策来改变分配规则，正义的分配是一种生产力。否则，经济增长会越来越慢，人们的意见会越来越大，最终我们将这种尴尬的局面称之为“陷阱”。

理解改革面临的困境的时候，的确应当抛弃“左右之争”的局限性。改革开放发轫于计划经济，官员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很大，但是没有市场，权力的价值很低。改革开放增加了产权保护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确削弱了官员的部分权力，保留在官员手上的权力的价值程度是火箭般上升。这不存在张维迎所说的“官员是改革开放的利益受损者”，因为正是市场和放权，让权力占据了市场利益的制高点，它不仅自我补偿而且极大地增值了。然后，市场经济被这种政经权力版图塑造了。所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没有任何意义，它们都是虚词，是被导出的终端，它们的成分都被隐蔽起来。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具有某种弱开放性的，它不是铁板一块，比如我们可以从公务员考试大军中理解这种弱开放性。所以，韩寒在其博文里面谈到“人们批判权力，如果因为他没有加入其中”，是有一些道理的。这种弱开放性往往构成了一种某种维持力量：人们会不满地谈论，但又害怕变革，觉得这将失去更多。

所以，真正的改革，就不能泛化而是具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不同时空中有不同的形态，它可以定义为“阻碍透明化和自由度”的力量，比如谁反对官员财产公开，那么他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谁反对减税，那他就是；谁支持强拆破坏农民的土地权，那他就是；谁阻碍信息自由流动，那他就是。没有抽象的敌人，只有具体的敌人。

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这张网中，新的改革动力或者主力军在哪里？坦率地说，我们并不知道。就像既得利益集团不是铁板一块，那么改革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不同时空下不同力量的不同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倒是希望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进入一个“增长枯竭”的时期，进入“陷阱”之前的风暴期，只有在这个时期，改革的力量和面目才会真正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