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女性别比失调是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最近完成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初步汇总数据显示，在调查时点内，中国男性人口为686852572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280人，占48.73%，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而在人口学者看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应该在105-106之间。这就意味着，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较正常水平的高限，也要高出12.6个百分点。而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在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就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将导致到2020年时，20岁-45岁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同时报告提出，由于这一人口结构，今后将使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及低素质者结婚更难。

其实，对于人口性别比失调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以为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涉及到对未来的预期，除需要用事实和数字说话以外，毕竟还会牵扯到不同论者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背景。价值观的差异，学术背景的不同，都会引起结论和判断的不同，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在所难免。所以在这类问题上，允许不同的意见展开争论，让秉承不同学术立场的人对后果做出各种推断，或对或错，或喜或悲，都有利于决策者的多重向路思考，也有利于知识体系的借鉴和建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200多年以前，人口学者马尔萨斯对人口无限制增长所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进行错误预判，且如今200年已过，马尔萨斯所描述的人口悲剧也从来没有发生。但至今没有人否认马尔萨斯对人口理论所作的贡献。这说明马尔萨斯对人口预测所做的错误预测，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人们对他在人口学理论方面所做贡献的评价，更不会妨碍诸多人口学者对他知识和工具的学习和继承。

沿袭马尔萨斯家庭生育选择受收入和生活条件影响的思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把家庭生育选择置入经济学的框架中展开解析。他认为家庭的生育偏好选择，包括为满足生产需要生育和为消费享乐生育两类。在贝克尔看来，如果家庭生育偏好趋向于满足生产性需要，那么这类家庭对生育的偏好就是男性优于女性，不仅如此，持有生育满足生产性需要偏好的家庭，对子女数量的需求也会趋向于多子多福的选择。与之相应，如果家庭生育偏好趋向于消费享乐，那么这类家庭的生育偏好就会更加趋向于质量，他们对性别没有明显的偏好差异，同时为确保质量，对生育的数量也会存在主动的控制性选择。由此，贝克尔认为家庭生育选择与其经济收入状况及其来源显著相关。

显然，贝克尔的分析框架，为我们从微观层面观察今天中国的人口问题提供了可能。大体上说，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条件落后，农业生产方式仍处于劳动密集性阶段，且生产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农村家庭生育具有明显生产性生育的偏好，使得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成为普遍、实用的生育的观念，这也是他们在面对恶劣生存环境时所做的无奈选择。现在，如果这一偏好受到国家刚性生育数量控制，在一家只能生一个的刚性约束下，由于生育男孩更有可能面对农村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并为家庭提供可靠经济保障，他们选择尽可能生育男孩，同样也是他们基于现实做出的正确抉择。所以，借助贝克尔的分析框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农村家庭对生育数量和对男性的生育偏好要远远高于城镇这类人口学的难题。当然也就不难寻找到现实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要明显高于城镇，农村控制人口增长的难度要大于城镇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