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网络并非万能的。汽车公司使用网络进行供应商组织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但是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设计汽车。众所周知，一个庞大的、群龙无首的组织系统根本无法完成设计理念的衔接和统一。由于网络没有集中的领导体制和清晰的权力界限，因此人们很难借助网络达成共识、设定目标。网络无法构建战略性思维，并且很容易累积冲突和错误。当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时，如何对战术、战略或思想方向做出选择?

如果网络的目标不是系统性变革——无需进行战略性思考——那么它的缺点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要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强大机构，等级制度则必不可少。以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为例，数万名每天依赖公交共交通上下班的普通民众拒绝乘坐公车长达一年之久。为了说服人们坚持下去，组织者给当地的黑人教堂分派了鼓舞士气的任务，并且为大众提供免费的私人拼车服务。再说说伯明翰运动：1963年，马丁·路德·金把一场非暴力和消极抵抗运动带到种族隔离及歧视严重的伯明翰市。当他受邀与警察局长摊牌时，手中可调配的资金达到了100万美元，还有100名服务于不同运作单元的全职成员。这场示威运动被事先划分成了几个逐步升级的阶段，教堂间滚动召开的大型集会则保证了支持者人数和士气。

抵制、静坐和非暴力对抗——是民权运动的首选武器——也是高风险战略。他们没有发生冲突和出错的余地。如果一名抗议者偏离了初衷或者回应了挑衅，整个抗议活动在道义上的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社交媒体的发烧友无疑会认为如果有Facebook的加持，金的伯明翰之行就会轻松得多，因为他能够方便地与追随者沟通。可是，网络是杂乱无章的：想想那些无休止的校正、修订和辩论的模式吧。如果马丁·路德·金想在蒙哥马利发动一场维基抵制活动，他应该一早就受到白人权力阶层的打压。如果每个周日早上，黑人社区里98%的人口都会聚集在教堂，数字通信工具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在线社交媒体永远无法为金提供伯明翰运动中所需的纪律和战略。

未来没那么“湿”

社交媒体将克莱·舍基的《未来是湿的》(Here Comes Everybody)一书奉为圣经。舍基试图用一名遗失手机的妇女通过网络人肉搜索找回手机的案例证明互联网的组织力量。他认为，这种事在前互联网时代绝不可能发生。没错，没有互联网，失主万万找不到那个路见拾遗的女孩，网民也不会呼朋引伴地加入这场人肉搜索大战，警察更不可能为了丢手机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而为民众大开绿灯。舍基认为只有在互联网时代，一个群体才可以为了某个正确的目标如此简单、快速地组织发动起来。

他将这一现象看作是行动主义的一种升级模式。但是，“弱纽带”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只是起到了传播信息的作用，而“强纽带”则帮助人们从容淡定地面对危险。它将我们的精力从发展战略和纪律活动转移到提升适应能力。通过网络，活跃分子能够更方便地表达诉求，可是，却难以让这些诉求发挥任何影响力。社交媒体工具可用于提高现行社会秩序的效率，而不是当今时代的天敌。如果你认为天下一片太平，那么问题就不大。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不公平世界，也许你该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了。

舍基在手机故事的结尾装腔作势地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呢?”——毫无疑问未来的数字示威浪潮即将汹涌而至。但是答案已经出来了，没有然后。网络化的“弱纽带”世界可以帮你找回手机，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