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的第一个版本于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随后一年中随即重印。虽然已经无法还原当时的出版境况，但“1963”和“重印”的搭配多少有些耐人寻味，至少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刚经历过三年饥饿灾荒的人们对一种精神和美的渴求是多么强烈，自然也能反映出当时那个虚妄的年代中单一意识形态对知识和文艺的高压和钳制。但让人感觉颇为吊诡的是，经历将近五十年后，这本著作仍然能突破那个荒谬年代的局限性一再重版和翻印。迄今为止，金城出版社重新整理、核对内文，并配以精美插图的彩色典藏版，这个中间不知道有多少版本层出不穷。

拿到这个据说“史上最权威、最完备、最精美”的彩色典藏版之前，我一直有一个疑虑，不知道书中原来的几个序言能否完整保留下来。对我们现在的读者而言，原来书中的序言太过于拘谨和荒谬，三两句话中就言必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观等等，味同嚼蜡。但这是那个时代能维持下来的写作的最高指示和护身符，就连心高气傲的钱钟书先生也不能免俗。但对钱钟书而言，他心知肚明，那几句话只不过是一种出版策略。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为引而引”的一种知识分子艰难写作和生存的方式。（可参见谢泳撰写的《<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一文）

回到我们的主题继续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在这个新版本中我注意到了一些变化，在最初的几个版本中撰写的几篇序言，都以附录的形式收录其后，其中主要有附录一：《1963年初版<编写凡例>》、附录二：《1963年初版<序论>》以及附录三：《1979年再版<序论>》。

我非常赞同这个新版本的处理方式，对一些过往年代中局限性很大的文字，不能因为已经落后于我们的思想观念而一删了之，更应该注意和保留一份史实的证据，以备查证。

比如从这三份附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年代的许多宝贵的信息。尤其在附录三中的首段文字颇为值得我们留意：“解放后，1950年代在党领导之下持续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美学批判讨论，引起了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和一般读者对美学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的要求。

参加这场批判讨论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从此开始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对自己过去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批判。196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曾特设美学专业来训练预备开美学课的教师，我参加了该专业的教学工作，开始编写西方美学史讲义。

1962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门举行文科教材会议，决定把西方美学史列入教材编写规划，编者接受了这项任务，根据已编的讲义、学习笔记和资料译稿，编出了这部两卷本的《西方美学史》，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次年重印一次。”

千万不要以为这段开篇的序言中只是一些假大空的套话，其中可以反映出很多那个年代的历史事实。据北大哲学系叶朗教授的介绍，1962年国务院指派周扬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时列入编写计划的美学教材共有三部，一部是《美学概论》，由王朝闻主编。另一部是《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先生一人独撰。还有一部就是《中国美学史》，宗白华主编。

《西方美学史》在60年代顺利出版，《美学概论》也在1981年正式出版，唯独《中国美学史》夭折，最后以于民和叶朗负责编写出上下两册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交差了事。这就是当时的基本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美学教材，当年的《美学概论》现在估计已经湮没无闻没有什么读者了。而《中国美学史》虽然在当年夭折也算是一大幸事吧，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文化热和美学热的复兴，另一位中国哲学家和美学家李泽厚与另一位作者刘纲纪合作撰写了《中国美学史》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并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出版，也算弥补了那个过往敏感年代的缺憾。

不过换个角度看，这个事例反而证明了由朱光潜先生独立完成的《西方美学史》的超前的时代性，能够突破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观念的限制，成为每个时代中生命力最为长久的经典之作。

上文引言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五十年代开始的美学批判讨论。因为这个在这场讨论中，年轻的李泽厚声名大振，成为新一代的美学家。李泽厚登上美学舞台之初，正是以朱光潜为主要批判目标的。

但50—60年代的大环境决定了朱光潜不批自倒的地位，因此，真正成为李泽厚新理论确立之障碍的，反而主要是蔡仪的唯物主义美学。1955年，不到三十岁的李泽厚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迅速成名，并于195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