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回应“全球基金逐步退出中国”一事，表示“全球基金方面并没有明确表示哪一年会撤出中国，也没有说项目结束之后会怎么样。”

据说全球基金同中国方面发生冲突的原因，甚至发生“冻结事件”，一个是对全球基金下放给中国项目经费管理的不满，以及对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度的争议。简单地说，就是认为中国方面在运作项目资金方面非常不规范。另外，中国的NGO抗疾组织没有代表性，真正有效的民间NGO处于被排斥的状态。

这些解释是不够全面的。中国方面的原因当然是不容忽视的，但全球基金也有自己的原因。全球基金成立于2002年，初衷是为了在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痢疾。当时联合国安南秘书长是基金的重要推手，鉴于当时联合国陷入官僚主义丑闻，全球基金最终并不是由联合国来运作，而是独立运作。本质上它是一个融资平台，它只管如何筹钱和花钱，抗击疾病的技术支持和平台流程则由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筹钱的来源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以及像比尔.盖茨和歌手波诺这样的慈善家。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捐钱，大约占总资金的95%以上，截至今年，美法日德英瑞西等54个捐助国已经捐了172亿美元（承诺是283亿）。

由于金融危机从次贷阶段进入了主权债务阶段，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很高，所以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削减或者拖延对全球基金的捐助数量。而全球基金花钱又比较“狠”，全球基金过去10年花掉了194亿给145个国的600个项目，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赤字，亟待“补钱”。

糟糕的是，赤字又叠合着全球基金的资金低效问题。大量的腐败案件浮出水面。例如全球基金发现捐给非洲多国（多哥、坦桑尼亚等）的价值2500万美元抗痢疾药物竟然“瞒天过海”，在黑市上出售。这肯定是当地政府部门所为。乌克兰则大规模挪用了全球基金的专项款。全球基金原本以专业资金管理的透明性自豪，但大量的丑闻使外界怀疑他们的能力。很多国家也以此为理由（当然主要是赤字问题）中止了后续的承诺捐款，严厉指责全球基金短时间内要迅速整改。

全球基金自然也是非常恼火，将怒火发泄到受援国身上，并开始了“项目大收缩”战略，比如很多非洲国家的项目被冻结，必须评估之后才继续。坦率地说，中国在运用全球基金的资金方面，应当不算特别糟糕的。全球基金不是一个医疗机构，而是个资金管理机构，他们特别重视资金项目的财务管理，比如资金到位率、使用率和预算执行率。总的来说，中国还算合格，有时候到位率的不足，是因为中国官僚体制的层级太多，全球基金将钱化给全国疾控中心，然后中心再逐级划拨，比较费时。更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组织生态不丰富，同全球基金“对接”的方式完全是政府的单点接触，而不是让更多的社会组织能直接参与到全球基金的关系网络中。这种体制已经被多次证明是有着“磨损成本”，中国的确也发生一些将全球基金项目资金截留挪用的现象。尽管在全球受援国的平均水准看，不是非常显眼，但是全球基金目前正在“火头”上。

我们认为，全球基金跟中国方面的冲突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中国的外部援助越来越少，例如日本的援助、世界银行的援助，它们的理由尽管是“中国足够富了，不需要了”，但是它们也强调中国对受援资金的管理水平，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中国富裕而自动解决。它提醒中国：构建丰富的社会组织生态、严格透明的善治也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