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海峡两岸都给予了极其隆重的庆祝。

辛亥革命无疑是极其伟大的，用胡锦涛主席的话说“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何为前所未有的变革？不仅仅是结束了中国三千年的帝制专权，更重要的是，它是最为深度地接纳现代政治文明的追求，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产物，辛亥革命之后整个社会洋溢着共同的现代价值观：独立国家、民主制衡、独立司法、言论自由、关注民生……。

辛亥革命还提供了我们称之为“历史均势”的机会，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历史的走向，不仅仅是观念与观念的角逐，也是实力和实力的碰撞。一些历史学家运用想象翻出新解，认为辛亥之前清廷已经在压力下开始进行宪政改良，若没有中断的话，这种从上而下的自发秩序改革，几欲可以成就英国式道路。这种言论颇有市场，有对最终历史泄愤的参照，必然沦落为茶杯里的风暴。

事实上，从清廷的新内阁权势掌控上，旧顽固势力终归无法在器和道的两维层面上真正理解现代政治。正是对清廷的最终失望，使得辛亥革命成功不是由孙中山黄兴等人精巧设计（他们策划的基本上都失败了），而是大小波浪前后迭加式的冲击，最终变为武昌起义的振奋。之所以有大小波浪迭加式的冲击，乃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完全理解了旧势力和新文明理解力的差距，但奇特的是，在当下某些学者的想象世界里，这个差距竟然是不存在的。

辛亥之后，袁世凯说服皇室和平退出，成就不流血的善举。无论是旧势力中的新代表袁世凯还是革命派孙中山都有相同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语境。孙辞去大总统之位给袁，但革命派掌握议会。无须拔高袁的意识，但必须承认袁的随后表现也基本遵守游戏规则。这就达到“历史均势”，用经济学的话说，市场合理的表现来自于不同市场主体有着合理博弈机会的情境，这种情境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相同的规则，加上合理的“拳头分配”，才能玩出理性的妥协和社会福利最优。这不是说一旦存在“历史均势”，就一定成为良性历史进程的充分条件；但只有存在“历史均势”，才能提供这种良性进程的必要条件。可惜的是，革命派在其为总统时是总统制，在袁担任总统时却又转换手法，变更为内阁制，总理成为行政首长，宋教仁将出任总理，权力大腾挪，袁随后翻脸，互搏上演。究其首发破坏“历史均势”者，不论不对其叹息。相似的状况也出现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虽尊奉马列主义，但对英美如林肯的民主观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亦是相当尊重，共产党人愿意在联合政府所体现的民主政治框架下行事，体现了作为“作为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的姿态，甚至做好了去江阴建竞选总部的谋划，但蒋介石所领衔的俄式体制的国民党却自倚力大，撕毁协定，摧毁了这种“历史均势”，最终攻守之势易也。历史再一次发出沉重的叹息。

我们要理解，历史的进步的指标，不仅仅是所谓革命先进代表战胜保守落后代表，它的衡量标准是国家尊严、和谐社会和现代文明。与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的伟大共通就在于，社会和谐是通过理性的博弈、尊重、妥协和争取来赢得的，这就需要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平等透明机制的社会制度框架，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这才是社会进步的真正标准之一。辛亥革命提供的“历史均势”的机会恰恰为这种路径的生长提供可能。我们纪念百年前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正是要从中吸取智慧和经验，理性而平稳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