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邻居家有一对孪生姐妹，姐姐叫“超英”，妹妹叫“超美”。一望便知，那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那个时候，“五年超英、十年赶美”这样豪情恣意的大字标语贴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和工厂农村。

我比两姐妹小了七八岁的样子。到了我出生的时代，“超英”、“超美”这种总算还比较“建设性”的名字已经很少见了，我的同龄人当中有许许多多“卫东”、“卫青”、“胜天”、“进军”……，他们的名字里充溢着想要与天地、生灵、万物(总之是一切现有之存在)展开生死决战的迷情。

上周初看到媒体上刊发的从东瀛传来的数据，说是从今年第二季度起，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坐上了“全球第二”的交椅，而日本雄居这一宝座已有42年之久。当时内心真的很是感慨，不知怎的，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超英”和“超美”这两位儿时的邻居姐姐。

其实早在几年前，中国就已经悄悄地完成了“超英”。当然，它来得比我的邻居姐妹出生的时代整整晚了半个世纪。作为比我们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四个现代化”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一国整体实力的GDP数据，中国成功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是2007年的事。自那以后的3年来，凭借着自身每年强劲的增长率及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经济的拖后腿作用，中国的GDP总量连续赶超德国和日本，现在突然变成了全球的老二。而且，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考虑到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的因素，也许用不了再过10年，也就是在提出这个雄壮口号的大约一甲子以后，我们将会真的实现“超美”。

我无从知道我的两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邻家姐姐看到今天这些数据，还会不会回想起她们名字寄托的含义？我更不知道，她们及当年为她们取名的现在可能仍然健在的她们的父母，还会不会为了这对双胞胎女儿名字含义的真正落实而激动？学生时代的“超英”和“超美”姐妹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她们在中学末段幸运地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及高考制度恢复，又在大学中途先后离开中国、留学海外，并在那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从而彻底改变了各自的命运。很凑巧，姐妹俩一个去了英国，另一个去了美国——— 两个她们名字里要赶超的目标国家。

但是，我很清楚的是，50年后，在现在的中国大地，很少再有人———从当年发出“超英赶美”口号的政府，到当年全身心信仰的老百姓———为此而自豪激动，他们甚至都不觉得这是一条有必要加以认真对待的新闻。至少，同时发生的“李一道长作假事件”之类显然受到了全国人民多得多的关注。而还有少数人，读罢这条新闻的反应是气咻咻地骂上两句“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的社会现状，仿佛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反而是件应该遭到鞭挞的坏事！

历史经常这么无情和无奈，许多人们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乃至慷慨捐躯在所不惜的宏大事业，过了不长的若干年后，会在后来者眼里变得毫无价值，甚而贬值成为几声轻得不能再轻的嘲笑。“超英”和“超美”两姐妹的名字和人生际遇，就戏剧性地浓缩了这样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实际上，类似的境况远不仅仅在过去30年或60年里发生过。近来我每当读到与晚清史有关的书，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被一个问题牢牢抓住：

100年前中国的现代化先驱们(尤其是像严复这样的进化论者和梁启超这样的民族主义启蒙思想家)对国家未来所寄予的希望，根据他们当时设计的蓝图，今天来看，几乎全部都实现了：我们赶走了外来侵略者、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尤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可耻帽子，并成为任何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举足轻重的大国。用一句百年来始终在激励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话来说：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如果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们的在天之灵能够亲睹今日的神州大地，他们会认为这就是自己理想中应该是那样的一个中国吗？会由衷地为了自己理想的实现而感到欣慰吗？

我想，他们也许的确会欣慰，但伴随着这种欣慰同时，我们这些后人还一定会听到他们从坟墓深处发出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