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关起门来毕竟是搞不好的，因此在国有银行的决策管理过程中需要适度听取理念先进的外资小股东的意见，这就需要有限度地给它们让出少数股份。事实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IPO总是很欢迎外资金融机构介入，并不是因为国内民间缺钱——让“温州炒房团”像荷兰银行一样拿出2亿美元来入股中国农业银行恐怕不是件多么难的事儿，而是政府认为，民间资本无助于国有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让它们享受由政策保驾护航的垄断收益？

面对外资银行，究竟应该给它们中国市场还是给它们中国银行企业的股份？同样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同的政策引导不同的路径，并会导致大相径庭的后果。这个问号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学过经济学的人应该都很清楚，从根本上讲，只有对所有参与主体——不论其地域、国别、所有制等——来说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才能扩展市场的容量和深度、提高行业的服务水平，并最终通过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反之，以行政手段限制其他市场参与者（或潜在的参与者）的办法，短期内的确有可能对少数政府想要保护的特殊市场主体起到有力的扶持作用，但长期来看，损害是整个行业和市场。这是一种典型的用牺牲整体和长远利益来换取局部和眼前利益的行为。进而言之，如果中国的所谓金融对外开放政策长期奉行以股权（包括邀请外资参股国有银行和干脆来上海上市融资两条通道）换合作、而非以市场促竞争的话，那么中国的金融市场终究是不太可能继续做大做强的。相反，这种信号明确的政策导向还有可能对原本能够推动中国金融业进步的外资金融机构发挥某种微妙的“收买”功能，使之与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合流，转化为不合理的垄断利益的攫取者。

眼下，农行的IPO就让外资看到了这样一次巨大的机会。当然，早就有海外分析家异常理性地提醒那些贪婪的外国投机机构，尤其是中小散户们：虽然在一个全球增长最快的大经济体内部的庞大垄断利益中分到一杯羹，是一个几乎不能抗拒的诱惑，但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忽视中国国有银行所扮演的政策性角色是愚蠢的……农行将继续保持其作为农村信贷的政策性银行的地位，其中的伴生风险是中央政府可能定期指示银行管理层做出非市场化的决策……这将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

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以来，尤其是自晚清洋务运动以后，西方的银行和金融企业就一直想要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场。然而它们一再发现，自己必须付出最大精力去打交道的首要对象，永远是中国的政府，而不是市场本身；它们面对的首要风险永远是企业无力驾驭的政治风险，而非市场风险。因而，100多年来，它们实际上从未能够真正扎根到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并从中赚得塌塌实实的经营利润。精明的外国金融家和投资人很可能始终窥不破这其中蕴涵的玄机所在。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盘棋局注定依旧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博弈的格局终有突破这一固有棋局的时刻，就像晚清以来曾经短暂闪现过的许多最终归于失败的重大变革机运一样。从某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也是已经走过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在未来必须突破的最为艰难的关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