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是1979-1987年间的美联储主席。此公被看作货币史上的一位英雄，以强势扭转了美国被通胀吞噬的命运。我们到今天还在讨论人民币要不要以美元为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脱离了金本位后的美元遇上了这么一位人物。我喜欢他的故事，正是那略带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让我明白货币选锚问题的困难所在。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时间，各国央行持有的数百亿欧洲美元，再也无处按美国政府当年承诺的平价兑换黄金。此前几年，美国国会也大大咧咧地解除了美联储发行美元非要有一定比例黄金储备的法定要求。这就是说，无论对外还是对内，美元都获得了“解放”——它既不受黄金储备的束缚，也不受履行平价兑金承诺的压力。但是，美国因此就真的白白占到了便宜吗？

至少沃尔克不这样看。说来不是巧合，这位对美元地位忧心忡忡的人士，当时还是“尼克松冲击”的最重要谋划人之一。作为时任美国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他认定欧洲美元危机是美国超出黄金储备发行货币的结果。因此，他不同意其他总统的智囊之见，以为威逼利诱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美元危机。他主张公开摊牌，结束根本就不可能守得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沃尔克认为还要下大决心治理美国国内的通胀。祸害的源头还是美元超量供给，但治理国内通胀却比对付那些暴跳如雷的外国政府代表更为困难。毕竟，治理国内通胀的代价要由本国同胞、产业企业界以及政治家来承受。没有一定的共识，缺乏必要的政治容忍、许可和支持，治理已经恶化的通胀根本无从谈起。实际上，到1979年沃尔克得到卡特总统的提名而当上美联储主席时，美国CPI已高达13%，累积多年而加速的通胀早就是美国头号国内经济问题。

这位身高两米以上的新主席上任伊始就下痛手。那时美联储的政策工具与后来格林斯潘时代的一样，主要是提升联储基金利率。他上任第八天就宣布，把联储基金利率提高50个基点到11%，再过两天又宣布把贴现率提高5个基点到10.5%。但是，当这位美联储新掌门人要求再次提高贴现率时，他遇到了麻烦：美联储有投票权的7位委员中，3位反对。虽然沃尔克还拥有多数，但舆论和市场却判断进一步的加息是不可能的了。

在美联储投票决定基准利率的制度下，沃尔克遭遇了两难困境。如果他坚持“利息至少为正”的立场，要求进一步加息，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上任不久就变成少数派的美联储主席，并因为成为少数而无法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如果他像他的前任一样圆滑地妥协，那么反通胀使命就前功尽弃。这里的关键是，通胀不单是货币现象，而且还是公众的心理现象。人们预期未来还是高通胀，就会不断地以购买行为来保卫自己的财富。人们越是不停地买、买、买，货币比商品和服务增长更快的超发行本性就越发暴露无遗，并使物价的持续上涨刺激更多的购买行为和更高的物价上涨。要打破高通胀自我强化的逻辑，有效办法就是升息，因为利息的提高等于增加了消费行为的机会成本。经济学说，只要代价足够高，总可以约束得住行为。

问题是，有没有允许经济规则发挥作用的政治条件？美联储内部的反对意见其实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大幅度升息必然带来“治疗过程”的痛苦。从生产者的角度看，消费者一起减少购物意愿不啻是一场灾难，因为库存会增加、周转会减慢、破产要上升、失业会严重。原来，经济不但也怕痛，痛者还会大喊大叫。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一道道“微调式”的升息，事还没办成，叫痛的政治力量就集结完毕。

沃尔克理解自己的困境，但绝不放弃为脱离金本位的美元重新建锚的使命。他坚持经济逻辑的原则，又凭借多年“周旋”在美国行政与政治迷宫里练就的本领，终于找到了破解困境的实际路径——美联储不再投票决定基准利率，转而直接制定美国货币供应量目标，然后经由市场过程，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决定利率的变化。这真是神来之笔：货币供应量当然决定着利率，但美联储却再也不需要为提升利率而直接面对政治紧张。当时有一位批评者点评道，“这是一个政治行动而非经济行动”，因为“随着利率不断升高，联储可以说，‘嘿，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没有加息，我们只是在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