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国家防总办统计，7月8日以来的强降雨已造成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浙江、重庆、云南等多个省市局部地区遭受洪涝灾害，累计洪涝受灾人口1926万人，农作物受灾1036千公顷，因灾死亡51人、失踪77人，倒塌房屋4.2万间，提前转移受威胁地区群众78.4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116亿元，其中水利设施损失约24亿元。

尽管有人将这次洪水所制造的灾害类比为“1998年特大洪水的翻版”或在“局部已经超过1998年”，但是我们认为

，这可能是夸大的，因为中国现在防御条件要远远好于1998年。

长江流域一直是洪涝重灾区，自古亦然。有确凿文字记录而论，发生过7次超级水患，分别是1153年、1178年、1870年、1931年、1935年、1954年和1998年，要论洪峰量，1970年是千年一遇，要论悲惨状1931年死伤最多，而要论受灾人口，1998年为之最，受灾达到2.23亿人。

长江水患天灾因素为大气环流，在7-8月份形成极其密集的降水，更重要的是，暴雨时空分布差导致各支流洪水出现的时间比正常情况要提前或推后，所以水情洪峰容易叠加，导致巨大洪涝出现。当然，天灾有人祸亦有。人祸无非四种：上游乱砍乱伐导致植被吸水能力削弱，导致水土流失又产生泥沙淤积，抬高了长江河床和淤塞了湖泊，使得江湖蓄水能力减弱。湖泊被泥沙淤积，又变成可耕良田的契机，引致民众争湖造田“消灭湖泊”，让江湖调蓄洪水能力进一步降低。这是历史上云梦泽的命运和洞庭湖将会发生的宿命。这也是一连串的自然反应机制。

很多左派人士动不动以“人祸为烈”来形容中国涝情，似乎自由市场形成的人心贪婪产生了大自然的暴虐。实际上，如果对1935年以后的水情做一个总体追溯的话，那么长江水祸愈演愈烈的最大因素是毛时代生态遗产，正是那个时代的大跃进的愚昧运动让长江上游植被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而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加大了对上游的保护，出台并实施《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但是也仅能有所改善。因为植被破坏造成的土壤流失和水土改变，已经使再建树木变得困难。自由经济会产生问题，但不会创造系统性的杀伤，只有最极端的动员经济才会有如此大的功效。

中国一直喜欢建立各类大小不一、数量繁多的水库来调节水情，由于中国雨洪河流的基本特点是汛期长，例如南方汛期可达3—6个月，北方也有1-2个月，所以需要考虑到汛期长度下的洪水演变，用汛期分期设计洪水的思想。所以长期以来，水利工程界认为，一味按照最大设计洪水确定的汛期限制水位是比较浪费的，因为在小水年份水库汛后蓄不满，同时大水库的造价更高，所以水文工程师在原有年设计洪水的基础上研究水库运用期最优化设计（就像保险原理一样）。而政府可以规定在汛期,水库不得擅自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蓄水，汛期限制水位以上的防洪库容运用，从而实施各个水库之间联动调节。

但是近年来的水情很多时候都是多年难遇的，造成的冲击高于汛期分期设计所考虑的上限。基于以前汛期长度下的洪水演变数据并不能准确反应未来的情况，这就发生了很多地方水库吃紧的严峻情形，所以应当要走回传统的年设计洪水路线，考虑到某个时点的最大冲击安全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争议很大的三峡水库弥补了这一点，巨型的三峡水库拦沙作用将使下游发生长距离的冲刷，这对于长江中游防洪无疑是有利的。这也是这次水情会比民间想象要安全得多的由来，所以我们对今年水患谨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