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所抱怨的，“最大的头疼就是裁判问题总是出现在报纸的头条”。显然，南非世界杯布拉特的头会继续“疼”，黑衣法官依然是话题主角。从阿根廷对尼日利亚的“熊抱式阻止”（海因策因此在无干扰下头球破门）、韩国和阿根廷的“越位获利”、南非队与乌拉圭队的“点球悬疑”、澳大利亚队与加纳队的“罚牌如发扑克”、加纳和澳大利亚的“科威尔之冤”（既给点球又罚红牌）、巴西和科特迪瓦的“假摔表演、卡卡出局”，以及法比亚诺的“用手卸球然后进球”……

足球裁判错误困扰着绿茵场，这也是“电视裁判制度”一直被提及的来由。布拉特以及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都属于“传统死忠派”，他们认为电视裁判会削弱主裁的权威，而裁判人性化的错误是比赛的一部分，只要不是“黑哨”的误判本身也构成经典故事的情节，例如19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增加足球魅力的传播，添加了悲情、狂喜、机遇、狡黠等命运元素。但是，随着足球比赛背后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大，裁判错误的确是对那些浴血奋战的球员利益严重侵犯。21世纪以来，“黑哨潮、电话门”席卷了亚欧等洲，不是一个偶然孤立现象，传统足球思维有点举步维艰。

不过，在我们看来，目前的“革新派”思想也有点混乱。他们将电视裁判看作是一种帮助判罚的工具而不是一种针对球员的“权利救济”，国际足联讨论的是让裁判获得电子设备的帮忙，电视裁判并不是一个“独立主体”。于是，“鹰眼”代表的电子监控技术帮助裁判在2006年世界杯决赛对齐达内“亮”出一张红牌（由持有电子设备的第四官员向场上裁判汇报监控结果）。人为执法至上，电子裁判只是一个辅助工具。

我们认为，这种“辅助性做法”的确存在很大问题。后果必然是辅助工具常态化使用，也就是说，裁判为了提供每个球的判罚水平，会较多地使用电子工具，但这会影响足球比赛的流畅性，而且造成球权上的不清。举个例子，就像澳队和加纳比赛中防守队员科威尔那个手球，如果裁判想要通过“鹰眼”确定是否真实手球，就要看录像，将比赛停下来。但假设科威尔没有手球，而球又落在进攻方脚下，但比赛已经停下来了，那么怎样重新开球才是公平呢？或者像亨利世界杯预选赛那个手球，假设那个手球没进，但球还在法国队脚下，随后又经历了一个配合后进球了。那么，之前的亨利手球经鹰眼发觉要不要判罚，于是爱尔兰获得控球权，球不应当在法国人脚下，法国人后面围攻配合的那个近球是不是应当算无效？

所以，足球的“球权”特征跟网球甚至篮球都极不相同，它高度模糊而且变化极大，“鹰眼”置于场上裁判的辅佐位置，必然产生“死结”。我们认为，应转变思路，将辅助工具变为球员的“权力救济”。其主要原则是：

一、电视裁判是一种“球员申请制”，即不是由场上裁判，也不是由场下教练，而是由场上球员作出的申请权力；

二、场上每个队“各有且仅有”一次对极其争议的状态申请电视裁判（大屏幕慢镜回放）的权力，总和为2次，由场上队长和队员快速合意后，向主裁递交队长袖标来完成申请；

三、设立电视裁判官员，当电视裁判证实主裁判罚错误，电视裁判官员有权利要求主裁纠正自己此前判罚；四、电视裁判只裁断关于球的争议，而不是针对球员判罚的争议；

五、在“权力救济制”下，场上裁判不能持有电子设备来执法，“鹰眼”和主裁、边裁都是绝缘的。

原则一和原则五都意味着将对“球权”和“误判严重后果”的理解交给球员，裁判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判罚比赛。

而原则二设定了两队的申请权力次数，保证球员的“权利救济”不至于过滥，保证了比赛的连续性流畅性，同时也控制了球员对主裁权威的“持续性侵犯”。球队会很谨慎地将申请权留在最关键最具争议性的状态。

原则三则是改变了“人为执法至上”格局，更正裁判的严重错误。原则四则是明确了“权力救济”的边界，比如A队后卫在禁区外侵犯看似B队前锋，但B队前锋是假摔演戏，导致裁判误判，给A队后卫出示红牌（不存在点球判罚），此种情形，任何一队都不得申请采用电视裁判，但如果禁区内侵犯，裁判判罚了点球，那么利益受损方可以申请电视裁判。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很多时候，场上裁判之所以会对一些球员出牌，并不仅仅依赖于犯规时候的特定情境，就像著名光头裁判克里纳说的那样“有些后卫场上脏话不断挑衅对手，对于他们的粗鲁动作，一般会惩罚更重一些，因为裁判也要兼顾比赛氛围和双方情绪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