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会下院上周五（5月21日）以319票赞成、7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向欧元区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提供总额7500亿欧元援助机制中德国应负担部分（最多148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预计德国国会上院将在晚些时候批准这项计划，此后则将提交给德国总统（科勒总统上周恰好访问中国并来上海出席了世博会相关活动）签署成为立法。这一消息缓解了市场此前有关德国将需很长时间才能批准这项计划的担忧情绪，推动欧元汇率强劲反弹，并在6周来首次实现单周上涨。

当然，没有人会相信，仅这一次投票就能够扭转整个欧元区债务危机造成的市场动荡。那么，欧元的持续贬值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猜想，对于正在进行中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欧盟官员的关心程度绝不亚于中美两国本身。并且几乎可以预期：在对话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一定会有诸如“中美两国支持欧洲经济和欧元汇率稳定”之类的话。

美国财政部17日公布，3月份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规模扩大了177亿美元，因而总量达到8952亿美元，进一步巩固了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的地位。

这一消息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是过去6个月来中国第一次重新购买美国国债。自去年9月以来，中国一直在减持美国国债，就在2月份还净卖出115亿美元美国国债。按照一些美国分析人士的说法，这“证明了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复苏的信心。”

然而，真实的原因恐怕主要并不在于中国政府对美国经济及美元走势的信心提升了，而在于对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及货币前景的信心更加下降了。

长期以来，国内政、商、学和舆论界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为了确保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安全，避免在许多方面受制于人，我们的外汇储备必须尽快多元化。这种看法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便是过去半年内对美国国债的持续减持。

然而，为什么外管局的这种操作思路到了3月份突然出现了180度调头呢？很明显，这与日益蔓延的“欧元危机”的趋势高度吻合。我们看到，希腊债务危机正是从3月开始浮出水面，进而逐渐发酵成为欧盟和欧元区头等重大的问题的。虽然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与IMF已经于本月7日达成了那项规模达到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计划，并且已于本月18日正式启动，向希腊拨付第一笔200亿欧元援助款项，但从两周来全球资本市场的持续动荡来看，欧元区经济及欧元本身的前景依然不能令投资者放心。

理论上说，凡是资本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都可以作为一国的储备货币。然而一般来说，真正为各国外汇青睐的储备货币基本上也就是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最多再加上少数如瑞士法郎这样传统上被认为具有“避险”功能的货币。说起来也很自然，货币的信用最终取决于发行货币的国家的综合实力。鉴于日本央行长期奉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储存日元的收益是极低的。因此，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实际上只剩下了美元、欧元和英镑。眼下，虽然明知道我们的外汇储备不能在美元一棵树上吊死，但欧元看起来至少在短期内更加靠不住，于是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美元头上押宝了。

数据亦很显著地支持了这种分析。3月份，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长期证券（包括股票和债券）的金额达到1405亿美元（1085亿美元为国债），创历史最高纪录，几乎是2月份水平的3倍。其中，寻求避险的私人投资者购买了802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和票据。而作为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日本3月份的美国国债持有量也由2月份的7685亿美元增至7849亿美元。此外，根据英国央行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外国投资者净买入英国国债203.7亿英镑，为1982年开始记录此项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如此看来，由希腊——及稍后的葡萄牙、西班牙——债务危机触发的“欧元危机”，对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试探来说，不啻是当头一盆冷水。许多事情，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做起来却非常难，往往任何一个意外的偶然事件，都足以打乱深思熟虑良久才迈出的极为谨慎的步伐。

不过也有人认为，近来欧元及欧洲股票市场的大幅度调整为中国增持欧元及欧洲资产提供了很好的“抄底”机会。年初至今欧元已经跌去了12%，而自去年12月初以来它已下挫约17%，对国家外汇储备这类追求稳健第一的长线投资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新近成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夏斌5月18日在接受道琼斯通讯社采访时就明确表示，欧元大幅走软不会阻碍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