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夏天，我跟一个著名的投行人士在他酒店房间聊天。

跟其他著名的投行人士一样，这位也很忙，让我在厅里等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说刚完成了一篇专栏，随后兴致勃勃地很“随意”地、“不小心”提及最近一件让他很得意的事情——不久前他跟黄光裕见了一面，黄光裕从楼上一路送下来，把他送上车。

当然，他不会说这是因为他有多牛，而对黄光裕的谦逊很是褒扬了一番。

黄光裕是不是个谦逊之人，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论，但这位投行人士提及的这个细节让我当时“咯噔”了一下。过去十几年，这种“咯噔”声屡屡证明事出有因，对我一直很有帮助，如同刺客的直觉。

我不是刺客，只是个记者。文字于我是工作、是判断力的体现、是交流的途径……是很多东西，但肯定不是鸡犬升天时的逢迎，也不是背运时的落井下石逞威风。无它，中国最近20年的商业史都在无声地解释，何为旦夕祸福。

但那一声“咯噔”让我写了一篇《430个黄光裕——名字的池塘》。坦白地说，这是书房里一边抽着烟一边写出来的东西，是关于——假如黄光裕要出事有没有什么办法的一个很不靠谱的想法。

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随着黄光裕的性子，他的命运轨迹是很难改变的。但谁能拦着他？让夫人杜鹃改变夫唱妇随的作风不现实，而其他国美高管的“螳臂当车”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白手起家的人难免有内在的固执与自信，相信自己遇神杀神、遇鬼杀鬼终有出路。这个结，旁人难解。

虽然没啥对策，但我有一个搞怪的设想，就是让几百个跟黄光裕没啥关系的人“监督”他。

当时全国有430个名字叫“黄光裕”的人——说不定这几年还出生了几个，他们跟这个电器首富八竿子打不着，但好歹有个相同的名字。

当年黄光裕在北京某挨着公交站的家电小门店里忙里忙外时，全国430个“黄光裕”合成的“股票股价”躺在谷底。当黄光裕出现在福布斯富豪榜之后,这只“股票”就开始了自己的主升浪。其他同名者也从此开始了与国美电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奇妙旅程。

可见，名字这个东西很像池塘这样的公共产品，取相同名字的人就像围绕池塘生活的同村人，对这口池塘干好事很难，但毁起来很容易——谁往家里提太多水或是往池塘里丢太多脏东西，负面效果很快就会显现。

池塘这个例子，很清楚地显示了公共产品的外部性，毁起来容易改善起来却很难。但它至少有环保总局这样的部门罩着，实在不行，刮刮“环保风暴”，让污染大户为他们的破坏行为付出代价，多少能起点效果，但名字却没人保护。

我在《430个黄光裕——名字的池塘》里写道：“‘名字’这东西如果参照环境来保护，就好玩得很。假设黄光裕干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其他429个黄光裕可以跳出来声讨说，‘嗨,哥们，你在糟蹋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东西，你得为给我们造成的声誉损失赔偿。”

这事不可能发生，但想想几百个黄光裕坐在一个房间里的场景，无疑是很有意思的，因此也可以大言不惭地装作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所以我写道：“这个想法听起来有点荒诞，但给了我们另一种可能性，也给我们另一种猜想。假如那些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以‘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心态来‘赌博’时，国内的商业生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YY归YY，事实是，商业生态不会因为我的任何一个想法而改变，甚至所有想法捆在一起砸过去也难有须臾改变，所以缔造国美的黄光裕被判14年、处罚金6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亿元的时候，全国400多个黄光裕不可能得到一毛钱的补偿——尽管从理论上计算，如果这一罚一没收的8亿元里，拿出一成给他们分，每人能收到20万元。

相比黄光裕，杜鹃的处境好很多——判3.5年并2亿元罚金。这让我感慨海峡两岸的不同。多年前有位台湾商界老前辈跟我讲起旧事，说是若干年前有一段时间台湾痛感企业逃税成风，痛下杀手。作为对策，台湾不少企业家把法定代表人改为老婆大人，即使出事了，老婆在里头顶着，企业照样可以正常运作。

这也算一种应对，但这位老先生眉飞色舞地说：“等这些老婆出来一看，企业的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蒸蒸日上了，但老公优哉游哉地成双入对。”

再看黄光裕案中诸人：负责鹏润项目调查的项怀珠拿钱炒股，钱转身交给老婆的；国税总局税务大检查中起作用的梁丛林收了5张工行银行卡，也是交给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