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人应当已经能够看到，所有这一团相互矛盾的混乱逻辑最终都把我们带到下列这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上：理论上，国有企业的性质究竟应该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存在）？现实中，国有企业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它都做了些什么）？国有企业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究竟是否相容？

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摸索实践，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国企的根本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大锅饭”和“低效率”这些它们时常表现出来的表面病征。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国家，私有产权的企业只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那些股票上市的公众公司，其所有者与经营者就必然是分离的。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外部又有运转良好的经理人市场（这些构成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它在理论上完全可能与产权清晰的私人公司同样有效率。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与政府行政权力的关系。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经常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后者出台的倾向性、保护性和行政垄断性政策取得竞争的优势，从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往往是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裁判明显偏袒甚至吹黑哨）赢得所谓的“市场竞争”的。而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政府无法成为一个公正的裁判。于是就出现了本文一开始指出的悖论：即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主观上并没有“国进民退”的意图，甚至还非常希望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但客观上它实际上每天都在有意无意地做着促使“国进民退”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不公平竞争一定会阻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甚而为国家迈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制造重重障碍。

因此，眼下已经到了必须要从根本回答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属性与定位问题的时候。否则，不仅国有企业本身难以避免李荣融主任为之委屈的那种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终究难以继续推进下去。我相信，这就是这场关于“国进民退”的声势浩大的讨论所揭示出来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