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年龄相仿的朋友最近告诉我，她那正念初中预备班的女儿有一天突然对她说：“妈妈，我严重怀疑‘愚公移山’精神有什么价值。照我看，愚公的确太愚，他不就是嫌太形、王屋两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吗？那为什么不搬家到交通更方便的地方去？他白费力气挖山实在是完全没有必要，他这种固执不值得学习！”

朋友笑着冲我感慨：“时代真是不一样了！你瞧现在的孩子，才这么点年纪就那么有自己的想法，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了。”

我知道，朋友的心态很微妙，她既不想孩子考试答错，又不想按照我们那个时代中学课本里的标准答案对女儿说教一通，掐灭了她这个年龄刚刚燃起的独立思想的火苗。更重要的是，她不知道如何引导女儿自己探索，最终寻找到一个正确的但又是经过自己努力得来的答案。

《愚公移山》这则寓言，原记载于《列子》一书中的《汤问》篇，由于毛泽东的大力阐发，几乎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都对它如雷贯耳。原文只有300多字的《愚公移山》自然也就荣升为目前流传最广的一则古代寓言：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无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其实，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引用这则寓言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领袖、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

1918年11月，还是一个北大学生的傅斯年在他自己主编的学生刊物《新潮》（与陈独秀主编的以教授为主要撰稿人的《新青年》同属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人生问题发端》一文。在这篇宏文中，傅斯年把《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这一段截取出来，借用这则寓言故事来阐述他自己的理想，并称为“愚公移山论”。傅斯年指出，“为公思想”、“民众意识”、“努力精神”三个方面构成了“愚公移山论”的精髓。

真正让愚公移山这个默默无闻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的，当然还是毛泽东。1945年春，中共“七大”召开。此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而在中国，日寇正在作垂死的疯狂挣扎，国内战场进入前所未有的严酷的最后阶段。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先后三次论述了所谓“愚公移山精神”。第一次是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在讲到自卫与反击的时候，毛泽东引用了《愚公移山》，向与会者介绍了这则寓言故事。第二次是1945年5月31日所讲的“结论”，在谈到大会团结精神时，毛泽东指出：“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座山挖掉。”第三次是在1945年6月11日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标题，把这个寓言故事正式写进闭幕词中。他号召人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