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认为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建立各院校办学的生均经费标准，包括学生的经费、基本科研费以及学校运转费。教育部如果能把这个标准定好，并大幅度提高高校办学标准，相信可以一举多得解决很多问题。

区域性对待

《21世纪》：依照您的表述，建立这样一个标准对于高校改革颇具意义，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基本制度在过去一直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邵鸿：有两个基本因素。首先，在以往政府财政比较吃紧的情况下，又要强调办大教育，教育部门不可能出台专门针对所有高等院校的较大规模的支持政策，地方高校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这样自然形成部属和富裕省市院校的生均经费就多，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省市地方院校就特别困难。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传统管理体制下，教育主管部门有既得利益，不会轻易放弃对经费的掌控，因而愿意并习惯于工程项目式的经费审批模式分配资源。

《21世纪》：这样一个标准的制定，是否也要考虑到区域经济差别大的国情呢？是否具备可操作性？

邵鸿：的确，中国的国情千差万别，各地之间的经济发展也差别很大。我建议首先可以设定一个最低的生均经费标准，规定各地政府在对高校投入时，不能低于这个标准。现在不少中西部省份的高校，生均不过三千上下，这点钱够办什么学校呢？如果我们能够设定一个标准，比如说生均5000块，要求各地至少要达到这个标准，上不封顶，但必须要有最低的，这样高校经费投入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这个事情必须尽快做起来。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谈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可以先解决生均经费的问题，同时再落实学术委员会、教师职工代表大会和信息公开制度，这些都是最容易操作的并且相互配合。先把这些事情做完了，再谈下一步的事。不从这些事情入手，要取消高校行政化，我也觉得不现实。这看起来是一项具体的措施，但它的积极影响其实是全局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