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朱清时入主南方科技大学提出将其建设成为中国探索“去行政化的”、以追求学术卓越为主的大学管理模式的试验田。你怎样看待朱的改革？

许智宏：我们都支持他。一个新的大学比老的大学好做得多,它没有很多历史的负担。比如北大，每年的离退休人员经费大概两个多亿，教育部给了的1个多亿，缺口要北大自己面对。这些问题让大学校长们很费心。

在大学管理方面，我和朱清时也交流过。我比较主张，在大学内部，权力向下放，使院、系有更大的权力。我们希望国家把项目经费打包给学校。高校管理层再根据学校的发展需求分配经费。当然这有个前提，需要领导班子自律民主，需要有制度来规范，通过制度来管理。一个校长的个人理念、个人魅力也是重要的，但更根本的是需要制度来管理。

现在教育部也要求国内大学制定大学章程，要有一个学校的“宪法”，来规范学校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一个是国家给大学的规范，一个是大学内部要有规章制度。现在随着大学校长意识到这点，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允许我们进一步探索。

媒体说“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我们要客观地看。改革开放才30年，此前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出这样的人才。外国优秀大学都几百年历史了，我们现在是30年的探索，还是一个幼儿园的小娃娃，要好好的学走路。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根本的一点，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只有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才可能培养得出创新人才。现在大学的气氛，尤其是整个社会的气氛都不利于这个。我认为现在社会急功近利、“短平快”，我称之为“快餐文化”——吃很多却不求甚解、不消化。

《21世纪》：你认为这次教育改革的路径，是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许智宏：我个人认为要两者并行。

在教改过程中，教育部允许北大、清华等一些大学进行试点，但是这还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学校参与。话说回来，没有这些大学的试点，政府有关部门也不会意识到这个改革的重要。但是基层的大学更多地受控于政府，因为他们更多的需要当地政府的直接支持。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在国家层面，比如逐步修订《高教法》等。

所以，改革应该是双向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