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情，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是很容易找到解决方案的。时下的房地产，政府一直研究如何遏制房价上涨，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收效甚微。其实，从技术角度来看，这是很容易解决的。

房价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炒房问题，使房价反应真实的需求。炒房是什么？就是购买非居住需求的房屋，以待房屋升值后获取利润。炒房过程并没有增加新的社会财富，相反，使较多的财富沉淀在房地产，阻碍社会发展。要解决炒房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此前设计的“触发式物业税”方案，它在解决炒房时，并不会带来相关损伤。触发式物业税的要点包括：

1、保障适度奢华和方便执行的人均居住面积或家庭套数（如人均100平方米或家庭2套的免税面积）；

2、足以导致超过免税指标的业主不再购置房屋的高比例物业税税率（如税率按物业市值的10%计，按年征收）；

3、操作上，仅对购房环节进行征税监管。也就是说，只有当发生购房行为时，才触发对购房人已持有的全部物业的纳税核算。如果不发生购房行为，则已持有物业无须纳税。

这样将足以精确打击炒房，并不会导致房地产行业萧条。因为市场萧条的决定因素在于是否有需求，炒房并不是真实的需求。只要真实的需求存在，自然有资本来满足需求，市场就不会萧条。同时，此方案并没有触碰现状，不对此前的房屋拥有现状构成侵害，确保了合法持有人的利益。

为什么我们的物业税设计方案需要规避现状呢？这就是一个技术之外的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了。最近有学者断言，物业税在中国一百年也不可能实施，因为时下持有房产较多的人主要是富人和官员。富人能影响政策，而官员是制定政策的，一个损害到官员自身利益的政策，是不可能产生的，这是基本逻辑。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房价快速上涨影响到民生，官员也有一定的民意压力。这样就需要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不致损害官员自身利益的方案。所以，设计一个能规避现状的方案，才是物业税得以出笼的前提。

应当理解，很多政策都是各种利益妥协的结果。最近有官员称，物业税如果要实施，可以考虑在商用物业上试行，税率不超过1%。为什么要选择商用物业，而远离我们急迫需要解决的住房呢？税率1%有用吗？显然，这就是妥协的结果。最后只能形成一个结论：物业税已经实施了，但房价仍然上涨，物业税是无用的。而这个结论正是官员们所需要的，他们要用来应付民众。

显然，我们需要在利益的夹缝中，寻找一个适当的方案，来满足官员们的需求。当下我们能找到的，就是这个触发式物业税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