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公立医院改革要解决的是公益性和医生的积极性问题。这都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一个是投入,一个是对医疗行为的干预,保障医务人员的收入,不然难以保障他们的积极性。
这里涉及医务人员的激励机制问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的比例应该如何?绩效又是什么标准,怎么评估?稍微处理不好,又会走回趋利模式。现在公立医院医生薪酬中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比例大致是3:7,那医生所有治疗行为,就都会与营利挂钩,如果不开处方、不做检查,医生的奖金从何而来?如果能把这个薪酬结构颠倒过来,比例调整为7:3,那医生可能更能从专业的角度,去认真研究一套治疗方案,采取比较合理的治疗方法。
改革难点在于筹资渠道和支付制度改革。
医院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现在我们是从病人身上来,政府投入很少,可以说是全世界卫生医疗政府投入最少的国家之一。
关于支付制度。现在我们是按项目计费,导致医院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项目,比如没有PCR的要设法上PCR,没有CT的要买CT,更多项目就来了,三甲医院要买,二甲医院也要买。形成一场医疗设备竞赛,这也导致医院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越往下的医院,越惨淡经营,因为没有赚钱的机器。需要考虑的是,取消以药养医以后,政府如果不及时补偿,医院肯定会靠大检查、过度治疗来维持生存。
经过一个甲子的两会民主训练,政治家们总是能找到这些关涉国家福祉的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达致各方利益共进退的解决方案。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要公开讨论,每个人都是改革者。两会的“舆论场”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