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工荒反映了劳动者的权益荒，要切实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的权益，需要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双重努力。

政府要做的是从制度层面降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成本。首当其冲的是放宽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农民工能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益保障。一直以来，户籍制度是限制农民工市民化的一道门槛，这道门槛几十年如一日的横亘于农民和城市之间，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子女上学、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相互交织，不仅推高了城市生活的居住成本，也推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是导致用工荒的根本原因。以深圳为例，保守估计，今年深圳的用工缺口80万人以上，然而深圳的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的比例高达1：6；这个1200万人的超级大城市，户籍人口仅200万人。每到春节，务工人员如候鸟般飞回家乡，节后却不一定再回深圳，一方面务工人员在城市中难以有归宿感，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企业的用人成本。

企业要做的是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除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之外，还需要建立一整套长期稳定的工资增长激励机制，想办法留住人，增强农民工同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加大对中低劳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投资，让农民工在工作中得到价值的不断提升。企业只有不断努力创造更多更高收入水平的工作机会，才能实现企业和农民工双方的提升，单纯依靠低成本与低工资来维系自己的竞争力，不但对企业和农民工双方都是一条越来越窄的路，长期来看也会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划下一道深深的鸿沟，因为没有收入持续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农民工们将始终游移在城市化的边缘，无法拥有在城市中持续生存的能力，不具备转化为城市居民的物质基础。

如何从物质保障和制度保障两方面标本兼治，让上亿新生代农民工最终脱掉他们的农民工身份，真正融入到城市化的浪潮中，不但对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社会长期稳定问题，以及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竞争力提升，都是迈不过去的一道坎，长远而言也决定着中国城市化的成败。最近五年每年春节后轮番上演且愈演愈烈的用工荒，越来越强烈的提示我们，不能再继续无视城市化进程中这个巨大的困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