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之后，长三角珠三角又上演新一轮的用工荒。据统计，广州及邻近的东莞等城市的农民工缺口大约在100万人，深圳缺工80万人。除了广东地区外，沪、苏、浙、闽、鲁等沿海地区也出现大规模用工荒。无数生产线闲置、建筑工地停工，焦急不已的用工方将工资提高了30%以上，却仍然无法吸引足够的求职者。

用工荒的形成有很复杂的原因，犹如一面多棱镜，每一个侧面都映照出不同的问题。用工荒既凸显了劳动力结构和传统教育体制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经济热点从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转移的趋势，而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用工荒背后映照出来的，则是当前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困境，那就是东部沿海城市这些对农村人口消化能力最强的地区，对农民工的吸纳和融合功能已经出现了瓶颈甚至梗阻。

今天，农民工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据统计，目前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中，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占60%以上，大约1个亿。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路径和工作诉求，与上一代农民工有极大差异。他们大多为独生子女，出生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进城务工，不再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愿意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必须消化和吸纳的，主要就是这个人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无法再回到农村了，如果不能真正转化为城市居民，很可能就会变成城乡之间的无根游民，不但是中国城市化的失败，更会成为重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当前的用工荒，暴露出来的恰恰正是以新生代为主体的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的挫折。要让新一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必须使他们既拥有物质生活方面的保障，又拥有制度权益方面的保障。

然而，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对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低收入与日益攀升的城市生活成本之间的巨大差距，是用工荒的最直接原因。据统计，广东省农民工工资12年平均只提高了68元，尽管当地有关部门澄清最低工资标准已提高了300多元，但与同期的GDP增速相比，这一涨幅依然过于缓慢。

与此相反的是，城市生活的成本却在节节攀升，房价节节攀高，连诸多白领都不堪重负，何况农民工这样的低收入人群？此外，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增多，沿海和内地的薪酬差别也不断缩小。如果农民工能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工作，领到与沿海地区相差无几的报酬，享受农村医疗社保服务，还能照顾老人孩子尽享家庭的天伦之乐，恐怕谁也不愿跋涉千山万水的外出务工。

为了解决用工荒的当务之急，不少用工方开出了更高的价码，广东一些城市也开始上调工资标准。但临时性涨工资仅仅是解决用工荒的治标之策，完善相关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让农民工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降低他们的城市生活成本，使之最终能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下去，才是治本之道。

农民工曾经被认为是只知道“出大力、流大汗”，只要有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条件就肯干活；春节能揣着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回家过年，就是最大的满足。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巨大失衡，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劳动保障体系缺位，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和社会保障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权益更为敏感，希望在城市中有尊严的生活，渴望真正的融入城市。民工荒的困境表明，基本权益屡屡被漠视的新一代农民工，正学会用双脚表达自己的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