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电报道，土耳其安全部队于2月22日挫败了一起企图推翻现政府的军事政变。这起代号为“大锤”的未遂政变，于今年1月被土耳其一家独立的日报曝光，而它的策划及周密的计划制定，则要追溯到2002至2003年间。当天，土耳其警方共逮捕了约50名涉嫌参与政变的现役和退役军官，其中包括前空军司令和前海军司令。

就在这伙心怀不满的土耳其军官锒铛入狱的前四天，在非洲小国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他们的同行却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政变，政变士兵占领总统府并扣押了总统马马杜·坦贾及多名政府高官。在经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的简短交火和付出10多名士兵死伤的轻微牺牲后，政变军人当天晚些时候宣布，成立“恢复民主最高理事会”，中止执行宪法，解散政府机构，并呼吁民众保持平静和团结。

在民主宪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军人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以武力干预国家政治，显然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视为一桩无法无天的滔天大罪。然而，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很多时候，表面上看似极端错误的行为，却蕴涵着相当大的内在合理性，并揭示出一个社会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

我注意到，连同去年6月28日拉美国家洪都拉斯发生的那场驱逐塞拉亚总统的著名政变，过去大半年来的三次成功或未遂军事政变，都含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军人们并非为了自己掌权、推行独裁统治而发动武装政变。恰恰相反，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国家的自由宪政，与试图假借民意推行独裁统治的政治野心家作正义的抗争。当然，这种争斗背后一定会牵涉到诸多具体的利益，但至少在宏观政治层面，它体现的是一种“主义”之争，而非权力之争。因此，我将这类新型的军事政变定义为“追求现代性”的军人干政，以区别于以往常见的那种“反现代”的经典军人独裁。

洪都拉斯军事政变的直接起因是该国的强人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极力推动的全民公投，它旨在修改宪法，允许总统连选连任，原定正是于6月28日举行。不过，塞拉亚的修宪主张虽然得到了众多选民的支持，但却遭到了他本人所属的执政党、反对党、议会、法院和军方的强烈反对，它们认为，修宪是破坏民主之举。洪最高法院还宣布全民公投“违法”、总统解除军队总参谋长巴斯克斯职务的决定“无效”。但塞拉亚拒不让步，宣布要尽一切力量推动修宪公投，并称这是一场“展示人民力量的斗争”……最终酿成了激烈的政变行动。而同属拉美的委内瑞拉狂人总统查维斯之所以对洪国的政变暴跳如雷，甚至扬言出兵干涉，可能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也成功推动过性质完全相同的修宪公投。

尼日尔的情况也如出一辙，被政变推翻的现任总统坦贾1999年当选总统，连任一次，原定于2009年12月卸任。去年4月，坦贾为谋求第三个任期，提出以公民投票方式修改宪法，遭到反对派、国民议会和宪法法院反对。坦贾于去年早些时候先后解散议会和宪法法院，引发严重政治危机。他当时宣称，尼日尔人民要求他继续执政，而规定可以无限制连选连任的新宪法终于去年8月经公投获得通过。此次政变发生后不到一周，军方发言人就对媒体宣布，临时政府将重新起草宪法、组织合法选举，并在适当时候民主地还政于民。

相对于洪都拉斯和尼日尔的单纯的政治危机，土耳其未遂政变的背景就要复杂得多，它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地处东西方交汇点上的国家内部严重的文化和社会危机，因而也更具标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