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制造的出口大潮席卷全球市场之际,长期以来,在一个特殊领域里,中国却呈现出惊人的贸易逆差,这就是图书出版业。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在表现最好的2007年的输出与输入比是1:4,虽然比1990年代的1:15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距离平衡点仍然很远。到去年时,这一比例又下降为1:7。对图书这一特殊的产品而言,巨大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制造了比电脑、冰箱和服装更难以逾越的鸿沟。当西方消费者开始感受到中国的音乐、绘画和电影的魅力之时,却不得不对仍需借助“翻译”的文字出版物望而却步。
聂震宁决心改变这一切。这位中国出版集团总裁在过去2年多时间内,主导了一场大胆的国际化扩张实验,在巴黎、悉尼、温哥华、纽约、伦敦、法兰克福、首尔等地,先后成立了7家海外出版机构实体,并将新华书店开到了美国纽约、圣地亚哥、新泽西和英国伦敦。今年四五月间,与日本东贩公司合资的玉兰出版社也将正式挂牌,接下来,在中东迪拜,还将成立一家面向阿拉伯语系市场的出版实体。
其难度可想而知。向陌生的西方消费者推销来自汉语世界的图书和新华书店品牌,就像是对太平洋海岛上的土著居民兜售耐克球鞋一样。更困难的是,这是向一个强势文化的西方市场输出中国出版物的过程。不过,在聂震宁看来,这是作为中国出版业“国家队”的中国出版集团必须承担的国家使命,是中国软实力在文化方面的体现。聂的策略是,“向外输出时,要讲究‘润物细无声’。”他告诉《环球企业家》,“在国家品牌和民族品牌之间,选择民族品牌;在民族品牌和文化品牌之间,强调文化品牌,或者说强调媒体品牌,这有利于西方消费者接受。”
外界可能会把这家中国出版业巨头的海外行动解读为带有国家色彩的国有企业行为,但事实上,它的市场化程度超出了你的先入定见。从海外市场布局、投资风险考量、挑选合作伙伴到策划图书上架种类的细节,无不体现商业化运作的手法。接下来,聂透露,中国出版集团还将发起并购行动,有意入股或控股两家英语语系国家的出版机构。
59岁的聂震宁职业生涯的上一份良好纪录是在1990年代,先后在漓江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期间,对其进行大胆改革,使之重焕活力,人文社引进哈利·波特系列的巨大成功即源于聂的决策。现在,他则掌控着中国最大的出版业航母,其旗下资产足以让人艳羡: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下称中图公司)等。中国出版集团则正式组建于2002年4月,属事业编制,2004年,将人民出版社作为事业单位剥离出去后,全集团转企改制,更名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聂的下一个“大事件”是,对中国出版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除将荣宝斋单独剥离外,争取年底前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改制、上市和其国际化之举一脉相承,力图以此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出版传媒企业—“要能够跟国际出版巨头在同一个量级上坐下来讨论问题。”聂震宁说。
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组建历史只有8年的中国出版集团来说,聂震宁面临的最大的管理难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些下属的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出版机构—近60年历史的人民文学出版社,70多年的三联书店,97年的中华书局,112年的商务印书馆,荣宝斋的历史更是长达300多年。
首先是,如何整合资源?在集团组建之初,即提出纸张统一采购的计划,在许多制造企业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这一节约成本的集约管理之举,在中国出版集团内实现却难上加难,到2007年上半年时,只有20%多的纸张来自于统一采购。聂在2007年年中就任总裁后,狠力推行这一管控措施,现在已能统一到90%,只留下10%的配额让各出版社根据用纸的特殊性实现灵活采购。
经过一个甲子的两会民主训练,政治家们总是能找到这些关涉国家福祉的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达致各方利益共进退的解决方案。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要公开讨论,每个人都是改革者。两会的“舆论场”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