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建议缩小现有省的规模，将中国的省份增加到五六十个。分省后，在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分流官员，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由此，笔者回想起河南省商水县的“秘书门”事件。对于县府办配28名秘书的“蹊跷”之事，官方的回应竟以“这其实是一个笑话”，来欲盖弥彰。然而，这样的权利潜规则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言归正传，地方行政建制区域过大，必将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在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分流官员，扩大省份规模也只能是暂时缓解这一弊端，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不增加人员编制的设想，至少在当前的体制运行下是很难成为现实的。试想，一个省只有一个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又都是分管各项经济工作的排头兵；分成两个省后，官员任免上必定有增有减，结果反而扩大了人员编制队伍。虽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就业，但这其中，却又直接牵连到官员的待遇问题。省委书记、省长和副省长的待遇，应该不在同一个级别。这样一来，虽提高了区域性行政效率，却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最后只能是出现一种场景，这边笑了，那边却欲哭无泪。

既然如此，行政区划的变革就不得不考虑其可行性到底有多少。一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所说，行政区划的变革还要考虑地区原则、语言原则和历史原则。海南、深圳、珠海之所以能够建省划区，是有足够的理由的。

凡事没有绝对，增加省、区数量纵然有诸多弊端，但惟独有一点笔者认为还是可以借鉴的。河南商水县的“秘书门”事件，算是一起典型的地方行政冗员问题。在这一点上，增加地方行政建制至少能够防止部分地区行政部门的冗员问题。当然，出台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