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要去真正发现、了解一个合适的并购对象,往往并不容易。进行并购的公司经常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要么为一家成功公司支付高价,要么通过讨价还价购买一家境遇不佳的公司;糟糕的是,有权作出并购决策的CEO也许还对并购对象一无所知。根据《郭士纳和IBM十年转机》一书的记载,咨询顾问出身的郭士纳拍板收购莲花软件的时候,他只知道莲花软件公司的Notes产品对IBM很重要(甚至未必确切了解其重要程度),但却不了解该产品研发的核心领导人,以及他的去留对于这宗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并购案有着怎样的意义。比李东生幸运的是,郭士纳有专业的支持团队,向他说明那位研究主管意味着什么。
李东生对于汤姆逊并购案有这样的总结,“决定不能由老板一个人来决定,要依靠自己的管理团队。”不过,在举手表决时,如果参与投票的董事们对于CRT之后的技术走向,还是不甚了了,团队的互补性仍然是值得怀疑的。企业并购,不妨套用胡适先生做学问的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过,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或许是将顺序倒过来:系统内一直存在这样不断求证的组织,以便为领导层随时迸发的“大胆假设”提供佐证。
经过一个甲子的两会民主训练,政治家们总是能找到这些关涉国家福祉的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达致各方利益共进退的解决方案。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要公开讨论,每个人都是改革者。两会的“舆论场”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