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郝建民的电话时,我坐在中关村最繁华地带的一家咖啡屋读万润南的博客《四通故事》。万润南是四通创始人,四通与联想、方正一起,直到今天仍是中关村的标杆。
郝的电话却把我拉回了现实,他说刘旭现在有空。
刘旭还是以前那样,烟不离手。采访两个半小时,他抽了一包烟。
采访过程分为两段,前半段讲这起假案的来龙去脉,他情绪激动,觉得一家公司竟然能被这样冤屈。
后半段讲瑞星的往事,刘旭转入低沉。忆起十五年前,王莘邀他出山的往事,他仍然动情。
1989年底,王莘找到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研究室工作的刘旭,邀他一起创业。刘旭拒绝了,直到1993年,刘旭才被打动。经过十年,瑞星成为中国最大的杀毒软件公司
他们因此被称为“中关村最佳排档”。忆起2003年的离职,刘旭说:合作12年,却在情人节分手。
这让我想起了柳传志。2009年初的一次聚会上,记者问柳传志:“这么多年,您心里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柳传志当即接口:“有,就是倪光南的事情。”倪光南是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
王莘与刘旭呢?王莘何尝不是刘旭心中的痛,刘旭又何尝不是王莘心中的痛?
类似的故事在中关村上演许多。1999年,张玉峰逼宫王选,结果双方离开董事会。万润南远走海外之后,王辑志与段永基共撑四通危局,到王辑志出局时,却不能带走一台自己发明的四通打字机。求伯君、雷军、王峰曾被封为金山的三驾马车,支撑金山度过了艰难的十年,却在金山上市前后分道扬镳……
友好的分手有没有?有,王文京与苏启强,但这样的故事太少。
创业期是兄弟,成功后却“兄弟阋于墙”,这就是典型的中关村故事。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这里没有秩序,或没有遵守秩序,以致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
刘旭仍然记着一个细节:2005年7月13日,张鹏云找刘旭问话,对刘旭说,东方微点的产品非常了不起,将彻底改变杀毒市场的格局。刘旭说,张是知道对错的。但作为秩序的执行者,却不坚持正义,反而助纣为虐。
人们喜欢称中关村为“江湖”,江湖讲兄弟义气,讲究精明、坚忍、草根,同时却又不计手段、不重契约、更不尊重对创新的尊重。“江湖”造成了中关村最初的繁荣:在野蛮的中关村里野蛮地生长。
但这让一些公司永远长不大,比如瑞星。中关村需要超越,需要新秩序,新秩序包括对创新的尊重,对契约的遵守,以及新的商业伦理。这一切,依靠正义的制度与公平的监管,而不是贿赂横行。
经过一个甲子的两会民主训练,政治家们总是能找到这些关涉国家福祉的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达致各方利益共进退的解决方案。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要公开讨论,每个人都是改革者。两会的“舆论场”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