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的是,复制或者移植其他国家的成功商业模式能获得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后来者根据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少走一些弯路。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单纯的复制和移植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当一个商业模式在原有市场环境下被证明可行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它也能应付自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为枳”,许多成功的欧美企业来到中国以后,由于未能根据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而实现商业模式的“本土化”,从而折戟智沉沙败走麦城。全球最大的汽车租赁公司——美国赫兹(Hertz)公司便是其中一例。
赫兹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目前在美国拥有1900个租车门店,在全球拥有5100个租车门店,赫兹全球各预订中心平均每年要处理近4千万个电话,完成近3千万个租车预订。2002年,赫兹与中汽安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协议,由后者以加盟的形式正式使用赫兹品牌在中国开展汽车租赁业务。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短短三年时间里,赫兹在上海的五家门店中就有四家倒闭,并且不得不于今年夏天宣布暂停在华业务。
赫兹的退出并没有阻挡以一嗨、至尊、神州租车为代表的本土租车公司相继杀入这一产业,风险投资的注入、网络化覆盖以及产品服务模式都表明,它们都在成长上力图模仿美国租车模式,不过,一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却通过寻找本土客户群体和发掘他们的需求建立了一套“混搭式创新”的商业模式,并且率先实现盈利。
从美国到中国
在创办一嗨租车之前,章瑞平在一家美国软件公司Aleph Computer Systems担任董事长兼CEO,这家公司开发的车辆调度ERP系统可以通过GPS和互联网提高车辆使用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凭借这套软件,他的公司成为了全美最大的车辆调度系统供应商。2002年,章瑞平从美国回到国内,希望向国内租车公司兜售他开发的ERP系统,结果他发现,国内的租车行业市场还处于萌芽阶段,这套系统还没有用武之地。不过章瑞平反而从中看到了新的商机,在经过长达两年的市场调研后,章瑞平决定自己来创办租车公司。
不过,很快章瑞平就意识到,由于中美国情的差异,中国的租车公司跟美国的租车公司绝对不可能采用同一个模式。美国仅3亿人口,而汽车保有量超过2亿辆,汽车拥有率近70%,平均每个家庭2辆车;中国13亿人口,而汽车保有量仅为6600万辆,每个家庭拥有汽车0.19辆,即5.3个家庭才拥有一辆汽车。
“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有车,因此美国人只有到了异地才会租车,此外,美国的人力成本非常高,请司机带驾(带驾,chauffeur drive,连司机带车一起租用;代驾,desginated drive则指单租用司机)的费用是自驾的4到5倍,因此绝大多数客户在出差时都选择租车自驾。”章瑞平分析道,“因此,在美国证明成功的模式到国内却不一定行得通。一方面,由于对路线不熟悉,普通人在异地开车是个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那部分经常出差的工程师或业务人员一整天的出差预算还不够租辆车,更别提负担油费等开支了。在国内,诸如华为这样的公司,工程师或业务员一天的差旅费就是150元,而有的租车公司的价格是300至400元,一般人根本负担不起。相反,那些有300元预算的客人往往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他们需要配司机,绝不可能自己去驾驶。”
除此之外,中美市场的另一个巨大差异便是市场发展状况的不同。美国汽车租赁业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以赫兹、安飞士、ZIP-CAR等公司为代表的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市场的大规模企业。它的发展伴随着汽车、通信技术的发展而形成了三种商业模式的演变。最早成熟起来的汽车租赁模式是以赫兹为代表的自驾模式,即汽车公司选择拥有良好信誉的客户,为他提供汽车租赁服务,在规定时间内归还并收取租金;随着上世纪70年代无线通讯、广播电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企业随时按照市场需求指挥调度汽车成为可能,随即出现了带驾模式;而在21世纪初,随着GPS、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出现了以ZIP-CAR为代表的汽车分享模式,在此模式下,企业将汽车“锁”在城市可以覆盖的任何角度,一旦客户需要汽车,便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指定订单,订单一旦完成,企业通过远程遥控进行解锁,而客户则通过一张会员卡甚至手机来找到相应的汽车,解锁上车。
经过一个甲子的两会民主训练,政治家们总是能找到这些关涉国家福祉的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达致各方利益共进退的解决方案。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要公开讨论,每个人都是改革者。两会的“舆论场”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