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CDM项目在EU ETS的优势不再，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提案，要求2013年1月起，禁止三氟甲烷（HFC-23）分解项目和氧化二氮（N2O）项目减排用于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

这些项目大部分的碳指标来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等。欧盟担心，中、印企业可通过碳交易获利，而且会使工业投资从欧盟转向发展中国家。

另外，ECX（欧洲气候交易所）今年对大型水电项目关上大门，据了解，早在3月份，ECX实施了一项新的决议，禁止大型水电项目的核证减排量（CERs）。而中国的CDM项目绝大多数在电力部门，如风电、水电等。

事实上，在去年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10个已经进入有条件注册状态的中国风电CDM项目，被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退回重审；今年2月，又有6个中国风电项目遭到拒绝；今年8月，EB驳回了新提交的中国HFC-23 CDM项目。

在黎东看来，非洲CDM市场在2013年之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因为EU ETS肯定要继续购买碳减排量，欧洲自己减排的成本很高，所以肯定会到发展中国家购买。“欧盟或许不和中国玩，但是会和非洲玩。”黎东说。

西克则认为，只能等待。瑞士南极碳资产管理公司的应对办法是深耕自愿减排市场，自愿减排项目不受EB注册和签发的影响。该公司在中国的自愿减排项目与CDM项目各占50%。

另外，西克称，碳资产管理公司还可以预测气候谈判的结果、在风险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行赌博，虽然风险大，但是盈利空间也很大。

立足本土

国际碳市场受气候谈判影响很大，气候谈判中，中国成为矛头所指。一个立足本土的中国碳市场，则会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但必须做好前期“试错”的准备。

中国已经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黎东认为，这个减排目标，可以在中国内部产生一个巨大的碳市场。

黎东推测，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EIA数据，中国2005年排放50.6亿吨当量，再基于GDP年增长8%前提，到2020年，不采取减排措施的排放为160亿吨当量，但是如果要实现碳强度减排目标，2020年只能排放72亿吨当量。

这意味着平均每年减排5.16亿吨当量，假设5欧元/吨，5.16亿吨的减排意味着在一级项目市场的容量超过了25亿欧元，即250亿人民币。以碳交易拉动10倍的投资算，大概产生了年投资2500亿人民币的市场。以二级市场放大一级市场的1.3倍算，则二级市场至少产生325亿的交易额。

这样，每年的投资和碳交易的总容量大概可以达到3075亿人民币的市场。

这比中国从CDM项目得到的资金量大得多，从有CDM减排量签发开始到现在，中国总共获得签发的项目减排量为2.2亿吨，以8欧元/吨计算，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回流到国外DOE的资金。

在面临国际要求中国减排的压力之下，运用本土碳交易手段来实现减排，未尝不是一种值得考虑的市场手段。而且碳交易市场非常大，还可以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

黎东认为，国家发改委在全国五省八市开展低碳省区、低碳城市试点，选点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泾渭分明，或许可以考虑在这些低碳试点省区、城市先行试点碳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碳市场机制对清洁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欧盟由于EU ETS的启动，其清洁技术在全球领跑。

还有人寄希望于发达国家承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中国能分到一杯羹，但可能性微乎其微，发达国家正谋划着让中国也出一笔钱。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对本报记者表示，无论坎昆会议能否达成协议，中国政府都会一如既往沿着自己的低碳轨迹去走。甚至更积极地说，是否达成协议不会对中国国内政策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