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08年底担任西南某市级城投公司副经理起,王磊(化名)就担负起一项使命:为这座城市市建项目与“重大工程项目”寻求银行贷款。
类似的公司,在国内已超过3800家。
一份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显示,去年各地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获得的各项银行贷款余额已超过6万亿元,项目贷款余额已接近5万亿元。这其中大部分贷款的背后,都有地方财政的“隐性担保”。
辛苦的付出,不菲的业绩,王磊基本能收获一份可观的年终奖。
“但我现在看到这些奖金,心里有点发虚。”王说,尤其在见识到数亿元贷款项仅通过几个关联交易与直接转账便“去向无踪”,他预感到今后的还债付息压力的迫近。
150亿信贷炼成术
王磊的直接上司,是当地银监局的前任督察信贷风险官员,现任这家城投公司总经理。
为了扩充银行信贷网,他们从当地的城商行与国有银行“借调”了数位信贷审计人员,前不久还招募了几名了解投资银行业务的员工。“但真正的决策者,是这座城市统筹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负责人,我们每周都要向他汇报一些市政重大工程项目的银行信贷融资进展。”王磊说。
这套“专业化”的人员班底,去年为这座城市的市政工程与个别企业项目从不同银行“贷到”超过150亿元,其中80%投向市政建设项目,20%则替当地国有企业的某些新增项目给予贷款担保。比如,一家当地国有建筑企业承建该市高速公路BOT项目向银行贷款时,由城投公司提供担保。
去年,王共参与了十多个市政工程项目与当地国企项目的银团贷款,绝大多数依靠当地政府财政收入与土地划拨的偿债担保,个别化工、钢铁等产能扩建项目,则通过政府购买承诺作为隐性担保。
“去年很多银行主动找到我们,希望能多承接一些市政工程项目的贷款。”他透露,这些项目背后的政府信用隐性担保让银行感觉到放心,自然也加大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放贷冲动。
去年5月,王为该市一段高速公路建设的市政工程寻求一笔12亿元银团贷款,最终工程承建方却领到14亿元——正因怀揣多家政府融资平台给出的信用担保,才成功“多收”2亿元贷款。
王磊深知,这是一个“危险的资本游戏”:他所在的城投公司运作的绝大多数市建项目,都是通过地方财政给予某种隐性的“贷款担保”,由于当地政府的一半以上收入来自于土地转让收益,一旦这类收入下滑,将难以支撑年年攀高的贷款余额本息,整个贷款担保链可能破裂。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去年9月在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仪式上就曾警示,地方融资平台的加速发展,对许多地区的地方财政偿付能力构成了威慑,很可能造成财政问题和金融问题。
经过一个甲子的两会民主训练,政治家们总是能找到这些关涉国家福祉的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达致各方利益共进退的解决方案。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要公开讨论,每个人都是改革者。两会的“舆论场”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