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多次撞到过“极限”:三次车祸,“差点从工商联转到残联”;两次破产,几乎被打回原点。观众和嘉宾难以走进他磨出茧子的内心,也无法理解他历经劫难后沉淀出的冷幽默,而是纠缠于“第一桶金就赚了2000万兴奋不兴奋”这样的话题。
“39岁,心已古稀,可未来我也很踏实,我已经找到回家之路了。”他看了我一眼,确认我是否懂他的意思,“我想做一个纯粹的人,不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最近一次打击,来自他与俄罗斯耶弗拉兹钢铁公司的交易,如果按照协议他以16亿美元把公司出售了,德龙钢铁可能杀入2000万吨俱乐部,成为沙钢第二,偏偏国内监管部门就是不放行,交易最终搁浅。丁立国觉得机缘未到,所以才阻碍重重。
他接触佛、道已十余年,从其中找到了力量,而不是安慰。他给自己定了“三不”,似乎深得“无为”三昧:不当大股东,不投重资产,不同国有企业抗衡。
“小企业忙着赚钱,不知所累,我们赚了很多钱。赚更多的钱,没有太大意思,特别在钢铁行业,得不到尊重。怎么办,出路在哪?当财富和个人事业关联不大时,一定要寻找支撑上升的动力。”他觉得企业家要去生意外的另一种渠道探索心灵的安然,不管是佛教、道教、儒家,亦或是天主教、基督教。即便这些都不信,也需要继续寻找,否则心得不到安顿,企业就容易出问题。“没有信仰的企业家,或者是没有寄托的企业家,心态肯定不好。非常牛,把自己架在那儿,讨厌之极。” 李一给北大EMBA学员上课时,某公司董事长向他提了个古怪的问题: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过去,该商人看任何人都是坏人,都想占他的便宜。后来他又觉得,天下哪有这么多坏人,可能自己是坏人才会如此想,难道自己真的是坏人吗?坏在哪里呢?
他为此而纠结,得了忧郁症,总是失眠。
“社会病了,太浮躁,马云都去学道了,他也是心有不安。”一位制造业企业家摇着头说,过去他对马云印象一般,觉得此人一开口就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全世界都没有对手,这不是吹吗?2009年底,对马云有了新看法,“马云说不吃鱼翅,一般人也许觉得他矫情,可我理解他,现在能把他像正常人一样定格了,他找到了心的归宿。”
回家之路
马云在缙云山曾闭关八天。手机不许开,电脑、书籍都不许看,不许与人讲话,也不允许有眼神交流。
活了四十多岁,大概第一次有人和他说这么多“不许”,他还要老老实实听话。
介绍他去的,是《感动中国》总导演樊馨蔓。早在1995年,还是大学教师的马云与樊馨蔓相识,后者在《东方时空》做导演。樊觉得马云做了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从那时开始,我就尽力支援他当时还很渺小的身体,如今他已做到了想做的事,可他还将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他自己未必知道。”樊馨蔓说。
樊馨蔓曾陪朋友来缙云山闭关,将体验写了洋洋三卷的书《世上是不是有神仙》。2008年她又陪丈夫张纪中上山辟谷,非要拉上马云。
于是,马云上山,第一次想看看热闹,2009年,樊馨蔓强力说服他去闭关,开始马云觉得没时间,后来还是自己去了。
他将李一定位为“难得的青年道家研究者”。认为以李一的年龄,造诣将来不会比南怀瑾、星云大师差。
不过,他并没有把李一或闭关这事神化,“我只是借一个场所,借一个方法论,借假修真,强迫自己离开平常的办公室,到另外一个领域思考。每次都是他讲他的,我想我的,也不是从李一那儿学习什么,只是‘为我所用’,凡是我觉得不靠谱的,就不听,只听那些对我有用的。”
经过一个甲子的两会民主训练,政治家们总是能找到这些关涉国家福祉的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达致各方利益共进退的解决方案。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要公开讨论,每个人都是改革者。两会的“舆论场”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