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民众权利意识高涨的体现，相比以往那种“勒紧裤腰带支持国家建设”的号召（搞不清楚为什么国家建设的结果反而是人民勒紧裤腰带？），这无疑是以人为本的重大进步。不过，我在本文中想要指出的是：国家整体层面的数字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不沾沾自喜是一回事，因为不沾沾自喜就刻意忽视和无视中国国际地位的巨大改变，则是非常不明智的。

如果我们置身于一个有200个人参加的重要聚会，当会议要做出什么重要决定时，比如共同出钱建一条路，或者约法三章共同反对某一种行为，我们一定会首先把目光投向会场上那几个块头最大、钱包最鼓……的家伙。我们一般不太会设身处地地考虑：其实那个大个子是虚胖，未必有我们想象的大力气；又或者那个首富有个大家庭，摊到每人头上甚至比我们自己反而穷……

这就是中国当下身处的国际环境。在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内，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世界性问题时，人们所看到的、能够倚重的单元似乎只有国家。世界人民——包括我们认为友好的第三世界人民——中几乎不会有几个人会认为，因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好、老百姓满腹怨气，联合国就应当少收中国一点会费、允许中国继续多排放点温室气体……相反，他们中几乎没有几个人不会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超越了德国、日本，那么就应该比它们做得更多。在我看来，“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将使中国今后不可避免地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争端，而且这种争端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都在竭力回避关于本国的世界领袖角色的各种言论，这秉承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维。然而，形势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所有问题上一味韬光养晦，一方面肯定不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我们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一点：中国自身也许永远都不会接受“新世界领袖”的地位，但你自己不接受并不意味着别人也就不会把你当作“世界领袖”来看待、对待和期待，更不意味着你的对手就会不把你当作最大的威胁来防备和对抗。因为它们想要据此为未来做好准备。事实上，从这次哥本哈根会议的情况来看，它们已经这么做了。这就是国际上最近几年里流行起来的所谓“中国责任论”的内在逻辑。

但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异常困难的任务。问题的核心仍然在于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了，而且在高速发展过程中自身内部又积累了太多严峻的现实问题，而这些国内矛盾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中国在国际上的行为。

长久以来，中国人强烈渴望赶超。但成功实现了赶超的我们，却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战略上的又一个十字路口。

（文章首发成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