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特定的人群征税,首先是违宪的。”美国传承基金会的David John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这个法案将需要在法律上辩论很长时间。”
“美国国会倒是有可能推行针对资产纾困计划(TARP)接受公司的特别税收,将纳税人的钱多收一点回报回来。” Elliott指出,“我个人认为,这比花红税或者收入限制更有可能性一点。”
华尔街“肥猫”们到底应该拿多少奖金,事实上也不是美国政府所能管理的。
“就像你不能限定那些演艺明星和房地产大亨们每年可以赚多少钱。没有人可以拿出一个公允标准,说华尔街的CEO们一年的收入加花红一定不可以超过这个数字,这是很武断的。” Elliott指出,“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收入跟赢利能力高度挂钩。”
“华尔街发放高额年终奖金,美国政府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的。这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Pollock说。
即便政策制定出来,也很难预测其实际执行效果。
“英国针对高奖金征收50%的税收,很多公司就已经考虑将员工转到其它国家了,如香港、新加坡等地,这对英国将会有很大的打击。”David John说,“当然不会每个公司都搬走,但是如果每个公司减少20%的业务,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会有很大削弱。”
前美联储主席Paul Volcker曾经建议,监管者应将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限定为现金,而不是目前的期权和股票等与公司业绩高度相关的薪酬方案。这样,公司考虑的将是现金的支付能力,就不会“豪派奖金”。
也有很多的华尔街机构因应外界的压力,开始做出一些薪酬改革的举动。上个月,高盛宣布,其30位最高领导层将拿不到2009年的现金奖金,而只能拿股票当花红。而且,这些股票有5年的锁定期
“这是非常好的办法之一。”Elliott说,“我的建议是,与其征收特别奖金税,不如针对银行业的业务流量来收取不同的特别税费,如由FDIC提高银行存款保险税,以此来调低整个银行业的利润水平。通过这种方式来限制银行业赚取过高的利润,也就限止了他们年底乱派花红的能力。”
经过一个甲子的两会民主训练,政治家们总是能找到这些关涉国家福祉的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达致各方利益共进退的解决方案。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要公开讨论,每个人都是改革者。两会的“舆论场”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