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理论家名噪一时，有许多理论轰动一时。但那些人称不上伟大的思想家。真正伟大的思想家，总是会在不同的时代披着不同的外衣，反复出现在人们面前；尽管人们走了很久，并且自以为走得很远，却发现仍然没有走出他的影子。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斯密、马克思、马歇尔是经济学领域当之无愧的思想家。毫无疑问，凯恩斯也是！

凯恩斯在其传世巨著《通论》中曾强调，人们的行为不仅仅受理性指导，也受其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影响。他指出，用于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收益估计的知识基础没有多大的意义，甚至毫无意义；但若如此，人们如何决定要修一条铁路、开发一座铜矿、创办一家纺织厂……呢？这样的决策只能“被看作是动物精神使然”，它们来自于人们“想要采取行动的冲动”，而并非理性经济学所指示的是按照“收益乘以其概率的加权平均值”为根据的。

经过许多年以后，而今，“动物精神”正在由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发扬光大，并用于解释经济波动。像诺贝尔奖得主阿克洛夫(G. Akerlof)之类的行为宏观经济学家甚至坚信，必须考虑动物精神，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经济波动。譬如当前的金融和房地产危机，依靠主流的经济理论是难以得到解释的。而行为宏观经济学家的看法则是，危机来源于不断变化的思维模式，正是由于人们不断变化的信心、诱惑、嫉妒、怨恨、幻觉(特别是不断变化的关于经济本质的报道)引发了危机。譬如，阿克洛夫论证说，美国历史上两次最严重的萧条(19世纪90年代以及1929-1933年大萧条)，基本特征都在于人们对经济的信心、追逐利润的意愿发生了有害于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人们的货币幻觉以及人们对经济公平的感受发生了变化。大萧条和这些难以量化的变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究竟什么是动物精神，它们又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阿克洛夫和希勒的新作《动物精神》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动物精神实际上是非理性动机和非理性行为的代名词。动物精神理论坚持，尽管人类大多数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经济动机，但也有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的支配；即人们总是有非经济方面的动机，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并非总是理性的。人们的理性有可能被动物精神支配。目前的动物精神理论强调了人们在如下五个方面的非理性动机和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一是信心。主流经济学家坚持信心是理性的，即人们利用手中的信息进行理性预测，然后以这些理性预测为基础进行理性决策。但动物精神理论认为，信心是超越理性的。人们在决策时常常会因为信任某人而抛弃或忽略掉某些信息，他甚至不会理性地处理信息，而只是基于直觉采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行动。在景气良好的年代，人们有较强的信任感，他们毫不怀疑自己会取得成功；而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资产价值增加了，而且可能持续上涨。在信心得到维持的时候，很难发现人们决策中隐藏的冲动；而一旦信心消失，浪潮消退，决策冲动就暴露无遗！人们总是在失败之后才开始后悔当初的冲动。有信心时，人们就会勇于买进；缺乏信心时，人们就会退缩卖出。整个经济史中，充满了信心爆棚和信心消退的故事。甚至，有研究初步证实信心存在着乘数效应，即信心变化对收入变化的影响存在成倍(放大或缩小)的反馈机制，信心的变化也会影响下一轮信心的变化，而每一轮变化都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各轮的收入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