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种“普遍的溶剂”，它既是一种长期的不可逆转的祛魅过程，又是从西方开始向全球推进的过程。有论者认为，以古老的中华帝国为中心，以“天下”为核心观念的朝贡体系可以称之为“第一次全球化”，而后来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是“第二次全球化”的代表，当今世界，则处于“第三次全球化”的语境当中。姑且不论这种分段法是否完全准确，但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这些年日益受到现实的挑战，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不仅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东方这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两分法面临质疑，而且那种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单线进化模式，也不能对真实世界发生的故事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传统未必等于落后，现代未必等于先进，所谓现代也不能凭空从另外一个躯体跳出。即使对于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内部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概念。任何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要从农业化国家到工业化国家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都面临一系列的漩涡和逆流。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初期现代化时即陷入困境和动荡，而有的似乎即将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又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从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化随着全球化的卷入，有一个加速度的过程。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英国在工业化初期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花费了58年(1780到1838年)，美国花了47年(1839到1883年)，日本花了34年(1885年到1919年)。而此后的巴西、韩国和中国则分别用了18年、11年和10年。对于像英国那些内生的先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过程无疑是一个渐进的生长过程，现代化动力来自于社会内部，直到有一天发展的结果被人们称之为是“现代的”。而像中国，日本以及俄国这些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刺激都来源于西方的冲击。日本遭遇“黑船”威胁后，“脱亚入欧”，在全面学习西方的同时，又令人惊奇地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质。俄国也是与欧洲文明的遭遇，开始了防御性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刺激反应性的模式，但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现在，严复那个关于现代化的著名比喻“变牛为马”论一直没有失效，而这是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内部紧张：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国家中脱胎换骨，又同时避免那些外来基因的排异反应。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实验室”，其间呈现出来的经验和教训，绝不是历史册页中薄脆发黄的一页，而是应该有着强烈现实意义的历史洞见。

对于一些观察家来说，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由一系列因素组成：政治上的稳定，基于财政分权的经济锦标赛模式以及渐进的变革方式。正是这些因素，中国道路既不同于亚洲价值模式，也不能被“华盛顿共识”所涵盖，甚至连“北京共识”也只是道出一二。这些归纳固然有自己的理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就是一条完全跳出现代化国家转型史的抛物线。中国道路的形成，仍然包含着某种历史的暗线。那些基本的价值规范不仅在那些内生的现代化国家中早已体现，也同样为许多的后发现代化追赶型国家所证明。中国道路的特殊之处绝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从表面上看，改革开放采取的是一种和以往激进主义完全不同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但是这种渐进从内部来说，却代表了一种革命。而这种革命的最深刻之处，就是个体微观基础的巨大变化，是对公民那些与生俱来的一系列权利的逐步确认。这就像原来被当成封闭城墙上的砖体，或者一个庞大机器的螺丝钉，终于拥有了自身的选择和创造力。而这一点，不仅是千年来的“无发展增长”时代中无法做到的，也不是那个由所谓超级大脑所控制的计划经济所能完成的。而这正回应了近代史开始时的天问：所谓船坚炮利只是表象，宪政法治方为根本。什么时候尊重公民追求幸福的正当权利，创造力就能勃发，社会就能得到充分发展；什么时候忽视甚至践踏这些基本权利，就会落入增长的陷阱，被GDP表面规模所迷惑，陷入治乱循环的历史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