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上海青年张霞昌负笈赫尔辛基，拜倒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生物系海尔姆(Aarne Halme)教授门下。在这个诺基亚故乡，张霞昌攻读生物燃料电池技术，发明了一种软电池，这种电池广泛应用在RFID(即电子射频技术)领域。

张霞昌被芬兰的媒体称为“薄型柔性纸电池之父”。软电池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 “2006年八大最佳创新技术之一”，同年又获得凤凰卫视等媒体评选的“2006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张霞昌现在和芬兰的同事一起创办了Enfucell有限公司，任公司首席技术官，开始商业化生涯。在芬兰人眼中，他被看作是用中国方式在芬兰取得成功的样板；在张霞昌看来，他固然是靠拼搏铸就成功，也得益于芬兰的创新基因。

“任何一个有潜力的想法、创新或项目都得到了很好的支持。相比中国，500万人口的芬兰，官僚风气要少得多，教育体系也非常支持创新。”张霞昌在Enfucell公司办公室对本报记者说。

记者遍访芬兰创新组织获悉，张霞昌的背后，至少站着芬兰创新的两大巨人，Tekes(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和Sitra(芬兰科技创新基金会)。理解了芬兰的这两大创新机构，也大致明晰了芬兰的创新机制。

两大创新巨人

Tekes的运作，在外人看来简直成谜。

Tekes隶属于芬兰劳动与经济部，每年有5亿欧元的政府预算。它目前有360名员工，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机构。

据Tekes建筑与房地产部门经理海诺宁(Jarmo J.Heinonen)介绍，Tekes每年支助大约1500个企业研发项目，另外有600多项公立研究项目。每个项目周期一般为三到五年。通常一半资金来自Tekes，一半来自参与项目的公司。

按照海诺宁的说法，Tekes的角色，是促使公共领导的创新转化为私人领导的创新。

但Tekes又不是个政府性的PE。“Tekes并不谋求在项目中的股权。”面对记者的疑问，海诺宁回答说。

海诺宁举例说，他们现在正在跟一个数字生态城项目合作，它是和中国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近期跟同济大学有合作计划。该项目是两年前成立的，Tekes提供资金给一家叫做ED公司，和ED公司一起来运营数字生态城项目。

至于为什么挑选ED公司支助？海诺宁解释说，ED公司参加Tekes活动非常积极。“我们的关系网很好，有很多合作伙伴。”海诺宁说。至于张霞昌所在的Enfucell公司，有关人士透露，Tekes给了约2500万人民币的支持。

芬兰创新的另一个隐形巨人，是Sitra。Sitra地位独特，是芬兰议会下的一独立机构，其使命是促进芬兰全球竞争力。“像Sitra这样的组织，全球没有第二家。”Sitra战略部总监斯坦伯格(Marco Steinberg)对记者说。

据斯坦伯格——前诺基亚战略和信息官介绍，Sitra拥有41年历史，经过了三次再生。

在1982年以前，Sitra相当于Tekes前生，主要致力于研发，Tekes1983年成立后其功能被Tekes取代，Sitra的定位转为风险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