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的故乡在与上海一水之隔的江苏省海门县。1994年，在“撤县建市”的大潮中，它也急不可耐地扔掉了已经穿在身上1000多年的那件土里土气的“县”的外衣（据史书记载，海门第一次建县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显德五年，即公元958），改称自己为海门市。目前，它是地级的南通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不过，出生和居住在上海的我以及我的亲戚们在碰到各种表格中的“籍贯”一栏时，依旧会认认真真地填上那个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的“江苏省海门县”。另外，我这一生也从未在任何表格的籍贯栏上填过“南通市”。我那对故乡充满眷恋的老父母一向认为自己是江苏人氏，是海门人氏，但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们是南通人。在我的观念里，南通与我的关系差不多相当于苏州——它是我老家农村的一个邻近城市。

我妻子祖辈的老家是江苏宜兴，她似乎也从来没有认为过自己是无锡人（现在的宜兴市也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地级的无锡市）。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广袤国家的自然和文化传统。“县”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基本行政单位，“省”只有六、七百年历史，而“市”则完全是近代以后的产物。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乡土的方言、风俗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地域归属也是以县为基本单位的。比县更高一级的认同单位则比较复杂，通常是省，但也有超越省域范围的。例如，我一般不会把南通市人当同乡，但我反而会把上海市崇明县人视为同乡。因为海门县和毗邻的启东县原先是长江泥沙堆积成的一块沙洲，那里的最初居民是在明朝后期从崇明岛迁徙过去的，这三个地方方言和生活习俗至今仍然几乎完全相同。

海门从“县”变成“市”以后，县城的面积确实成倍扩大，城中心广场上还竖起了一个外型很像艾菲尔铁塔的巨大的电视发射塔，从老远的田间就能看见它。我近年每次陪父母回老家，都能感受到它的一派热火朝天的城市化的景象。

说起这个城市化，有一点让我父亲颇为不满。他小时侯曾经从乡下到县城的海门中学求学，那时还是民国末年。就像所有的县城一样，过去的海门县城也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叫茅家镇。它甚至未必是全县规模最大的镇，与县域内其他10几个镇的唯一不同之处只在于县政府设治于此。这个名字寄托了我父亲少年时代的艰苦岁月和美好梦想。可是当“海门县”变成了“海门市”以后，乾隆时代就有的茅家镇的历史也就划上了句号。如今，如果在过去的镇中心随便向一个小孩打听“茅家镇在哪里”的话，他多半会以为你问的是一个外地名字！我妻子的老家宜兴差不多也是这样，只是“阳羡”（宜兴古称）这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名称消失得比茅家镇更早。我当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从不认为我们不能够对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东西做任何改变。我举上面的例子只是想说明，历史和文化的自然延续其自己的道理，靠行政力量骤然改变它，也许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好比说我们把河南省改为河南直辖市的话，那么古城郑州的命运就将是从此被在史书中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