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9年8月美国人打出第一口油井，到石油成为全球商用能源消费的首选，只用了150年。这一局面是怎么形成的，怎样处理石油问题才能应对更大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这在英国邓迪大学能源专家安德鲁斯-斯皮德(Philip Andrews-Speed)教授看来却很简单，归纳为两点：一是人类的短视特征，从个人、社会到政府都一样，可以看到几年后，但很难看到五十年后；二是说句公道话，人们还会受制于当时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这是后人不能苛求的。

若真要挑出一个值得批评的时期，他说，那就是三十年前石油危机过后的1980年代，当时各国政府本该做多一些，让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出台的政策持续下去，毕竟当时已经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作为支撑，但他们没有这样做，问题就出在短视。

“油价一上涨，大家就说，‘糟了，出问题了，怎么办？’然而只要油价回落，比如1990年代，大家又说，‘好啊，问题解决了，还是让市场自己来调节吧。’就像一种循环，并且这一循环在能源政策上表现得最彻底，任何国家都只会在能源危机出现之时将能源提上议事日程前列，一旦危机过去就又把注意力放到别处。”他说。

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也提到一个相似的看法，只是换了阐述角度：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他们的政客同行有更多的科学知识，一个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一个曾主修化学，后来转学法律，因此能够意识到，你没有办法跟大自然讨价还价。撒切尔夫人早在1980年代就率先在各大国首脑中提到全球变暖这一现实威胁，而朱棣文部长要改造美国最大的产业——能源业，从而帮助全世界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

至于现在还能做什么，斯皮德教授却不太乐观，认为最好的时机可能已经在十年前错过了，当时油价回落，经济繁荣，正适合采取行动，包括引导人们调整生活方式，但现在不仅没有这些条件，情况却越来越棘手，当务之急也应该相应变成如何应付逐渐显现的各种后果，克制其影响。

以刚刚在意大利结束的八国峰会为例：发达国家同意在2050年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这被称为一大突破，却没有确定以哪一年的排放量为基准，显示从原则同意到付诸实践仍有一段距离。而在另一边，英国石油公司2009年世界能源报告却指出，到2008年，煤已是连续第六年成为消费增长最快的燃料，这对减排工作显然不是好消息。

至于在公众层面如何引导人们调整生活方式，这牵涉到社会心理学，复杂而微妙。以英国为例，政府提供两千英镑补贴，鼓励购买能效高的汽车。但斯皮德教授作为消费者是这样想的：他有一辆车，开了十八年，依然运行良好，他不想换；若真要买车，他会买二手车，因为在英国很容易找到车龄只有两三年且质量不错的二手车，跟能效高的新车相比便宜了不止两千英镑，“因此政府提供的这份补贴对我毫无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