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轮的增长必须进一步释放经济集聚的潜能。即使人们希望提高内需，也只是提高内需在GDP中的比重，而不是说以后不要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了。同时，服务业的发展又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服务于制造业，并且又以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作为消费型服务业的支持的。因此，中国未来的区域经济格局必将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三大地带形成三个大的经济中心和辐射全国的都市圈，其中，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已经率先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和具有世界影响的制造业基地，占据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也实力雄厚。在三大都市圈之外，中国将在武汉、重庆、西安等地形成若干个区域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以形成一个有梯度的区域发展格局。如果几十年后的中国可以在三大经济带集聚超过一半的人口，并且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那么，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人地矛盾将大大得到缓解。

与此同时，有两种力量仍然在阻碍着工业集聚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水平，其中一种力量是地方政府的分割市场行为，另一种力量是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对要素跨地区再配置的限制。结果是，中国的工业集聚仍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被人为地压低，城市的规模偏小，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不够大，中国经济增长因此而受损。中国必须认识到，工业的集聚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如果试图在经济集聚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的条件下，简单地通过经济的分散化发展来追求区域平衡，将使得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失去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竞争力的来源。

笔者多次说过，导致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工业集聚，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不充分，才使得人们误认为是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美国、智利和巴基斯坦，地区间的收入收敛都是因为更充分的要素流动性，而不是地区的特殊政策。在美国和法国这些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后来，地区间的差距出现了持续的缩小趋势。事实上，只有要素流动和持续的发展才能最终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越富的国家地区间的差距越小。

当然，出于公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也必须通过转移支付来防止地区间的差距过大。但是，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不能过于依赖财政转移支付，转移支付也不应简单地用于补贴收入，区域和城乡间的平衡发展并不一定要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如果通过要素的地区间再配置能够促进增长，并且在长期内获得区域间的平衡发展，那么，简单地通过地区间的财政转移来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就应该成为一个补充性的政策。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协调城乡和区域间发展的重要性，并已经开始将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转向相对落后的内地和农村地区。但是，从效果上来看，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显著推动较落后地区经济更快增长的作用。这也许是因为市场力量超过了政府的财政转移所能起到的平衡发展的作用，也可能是因为财政转移起到的仅是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并没有有效地用于促进内地和农村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