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要我留意一则新闻，原来广州打算在海珠桥南岸启动一项旧城改造工程，按照工程规划征求意见稿，将要拆迁约三十万平方米建筑物，同时新增绿化广场4.5万平方米，从而与位于海珠桥北岸的海珠广场形成“大海珠广场”。

如果方案获得通过，这将是广州历来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

但即使这样，号称“广州最大”，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本职工作跟文化无关的朋友会留意这事，还特意提醒说值得记者跟进。毕竟，在我们国家，在我们身边，旧城改造早已司空见惯，就连外国记者也早就学会开玩笑说，CHINA就是“拆—哪”。

朋友说，这是因为该地段有一些很有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老房子，比如基立村有民国时期的红砖房，单栋面积超过名气更大的东山新河浦的别墅，有一些还是名人旧居；还有宝岗大道和同庆路的小巷，也有很多很漂亮的老宅子……一旦拆迁启动，它们就要消失。

“值得走访，留住这个城市的记忆。”他说。

“你怎么知道那里有这些东西？”

“因为我小时候在那里生活过。”他说。

由此想起自己的经历：从我现在住的地方恰好可以看见中学母校，但它在过去几年变了那么多，以至于我会想，有什么可以证明，我在那里度过的六年时光确实存在过，而不仅仅存在于我的记忆，是自己的想象？

城市记忆。这是朋友的用词。

他大概觉得，只有提到城市记忆的高度，才能引起记者关注。

可是，从他说他会留意到这个旧城改造工程，是因为他小时候在那里生活过，到我面对中学母校的困惑，我却更相信，推动人们去关注的力量，恰在个人记忆。

说到底，城市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城市记忆离不开这些人的个人记忆，反过来，假如不是因为个人记忆跟城市记忆结合在一起，谁会在乎一个城市是不是正在失去它的记忆物证，继而会想，当个人记忆开始失去物证，城市记忆能不能幸免于同样的结局？

客观地说，这是发展过程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北京的四合院作为城市的一大特色，能不能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才不至于挡了发展的道，就是至今仍在讨论的话题。

又比如2006年夏天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采访足球世界杯的准备工作，留意到东道主为参赛队伍设立了一个专用候机楼，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第一次。再一打听，原来他们也没太费力气，因为之前这里是美军基地，附设机场，说起来还是二战之后形成的东西方阵营分治德国这一特殊历史局面的产物，当时法兰克福在美军辖区。

 “等世界杯结束，这里就要进行改建，成为法兰克福机场的新候机楼，应对日益增长的航空交通需求。”主人说。

“为什么，这可是历史文物，一段特殊历史的物证，一旦改建就没有了。”我说，一边打量周围仍然带有当年美军基地色彩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