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是否一定要向受限制的合格投资人(Qualified Investors)融资？如果一定要如此，是否有足够的该类投资人来支撑整个行业的发展？这都难说。以现在的公开报告可知，除了像社保这类机构，中国有投资能力的机构都想自己做，每家管一个规模小一点的基金，自己的钱自己管。而若要把更广大意义上的那些民营企业家都拉进来，那何不把门槛降低，干脆推到股票市场上去？

上市起码能解决一部分透明问题，投资人可以看到，还有政府、监管机构帮你监管着。若实在不行，还有二级市场进行股份流转、找到更有能力的接盘者。

《21世纪》：这会否是遥远的事情？即使西方，黑石、KKR等上市都是最近的事情。

张懿宸：也不尽然。假如能够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解决办法和监管体制，可能就会有足够的推动力。

《21世纪》：有观点认为，PE在中国只摘果不种树。这是否不正常？

张懿宸：首先需要厘清一些概念：什么才算种树、什么才算摘果子呢？PE做创业投资固然好，但是做增长期投资或者并购投资，就不算是种树么？这点恐怕很难得到认可，关键在于PE基金在投资企业的过程中付出了什么。PE赚钱的办法，永远都是帮企业提高了某方面的价值。PE把钱投进去，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做新的战略、调整好新的管理班子，最后把企业做得更好。凭什么这不是播种？

《21世纪》：在未来，PE发展是否仍然会重蹈覆辙：仍然回归到以成长期投资为主体上去？

张懿宸：就像刚刚说的，成长期投资过去几年确实是过热了。但以国外的经验看，PE基金，并购基金(buyout fund)和所谓成长期投资以及创业投资的比例，国外并购基金是占了整体行业融资额的70%左右，成长期和创业期的资本加起来也就30%的体量。也就是说，在成熟市场，收购型基金是PE的主体。

《21世纪》：但这在中国是否适用？

张懿宸：那就来看看中国真正缺的是什么。

中国过去十几二十年的发展，由于国内外的庞大需求，不停投资、不停增加产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到了现阶段，还需要多少产能？那种都喜欢建新的厂房、制造新的生产能力的模式，如果继续下去等于再给金融危机已产能过剩的局面火上浇油。

我个人觉得中国的经济始终有这么一个特点：国内行业基本可以分为垄断性和非垄断性两种。垄断性的行业，行业集中度特别高；但非垄断性行业呢，我们的行业集中度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比如制药，2004年我们投资哈药时，全国有7000多家药厂。

行业一定要有相应的集中度。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上下游产业链多做整合，如果不能，势必影响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