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这一点说，中国在机制、体制层面的突破，会是更大的创新。企业层面的创新很重要，是企业的本分，但是社会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恐怕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即使是技术创新，也应该是早晚的事情。完成资金积累的一些民营企业，比如比亚迪、吉利等都已经在技术创新上发力了。让我吃惊的还有新奥，他们用于煤变油、生物能源的实验平台投入了15个亿，都是历年的积累。

因此你不能说中国人不想创新，确实是时机未到。

《21世纪》：从最初的贸工技到今天提出全面技术突破，这个时间点和节奏怎么把控？

柳传志：一件事情下来总会有几个瓶颈。如果到处都是瓶颈，怎么也突破不了，或者甚至不是瓶颈而根本上就是堵死的，这种事情就不能做。如果有一两个瓶颈，尽全力就可以突破，那就可以尝试下。

以并购IBMPC为例，当时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变成一个国际公司。如何实现这个目的的步骤，我们也必须想透。其中一种是系统性想透，就是从大到小所有的问题都过一遍。如果要全面管理IBMPC原来的业务，谁去管？怎么管？在去管之前，杨元庆光英语就恶补了一年。再如是不是要引进PE机构？

另外就是要组织性要想透，有适合的人能组织团队做事，当时就是马雪征牵头，带着麦肯锡和高盛以及我们的组织团队来做这件事情。

希望成为“伟大的公司”

《21世纪》：中国出现了一批成功的公司，但是还不能说有伟大的公司。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公司才算伟大的公司？

柳传志：第一，时间长度得够长；第二，规模得够，在行业内有影响。对于股东、投资者而言，营业额、利润等财务数字要好；第三，对社会有特殊贡献，技术的，制度的等贡献。比如，联想做好了，是给中国民营企业打出了一条路，同时，要挑更多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把股东回报放在突出位置。

我认为，如果只是考虑股东财务回报放在突出位置，这公司无论做的多大都不够格称为伟大的公司。

《21世纪》：您可以举例说说您认为可以称得上“伟大”的公司？

柳传志：微软啊，Intel啊，其对技术进步有突出贡献，对行业有巨大影响；并且拿了创业获得钱为社会做贡献。巴菲特也如此。李嘉诚在公益上也做了很大贡献。

《21世纪》：中国还要多久，会出现伟大的公司？

柳传志：中国人现在还没有，我觉得时机不够。中国民营企业的历史还很短呢。再者，中国市场化经济程度、深度都不够。这就要求，中国的企业家千万别浮躁，想法一急，动作就会变形。所有人都要弄明白：做企业是长跑而不是短跑。别在目的都还没弄明白时就贸然行动。

《21世纪》：那联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