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P“保八”的口号下，中国政府密集出台各类经济刺激计划。几个月过去，各项经济指标似乎反映出这些措施正在起到良好作用。

然而，本轮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提出的挑战很可能超出人们的一般理解，所要求的转变也远比单纯的经济刺激措施更加根本。

正循环的威力

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奇迹，建立于三个正循环之上：出口、城市化、投资与储蓄。

出口循环：

人民币在1994年的一次性贬值，增强了中国无远弗届的低成本优势，令中国出口打遍天下无敌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界贸易大门从此彻底打开。出口的超常规增长带动沿海工业呈现产业升级换代的巨大浪潮，从东莞到威海的工厂彻夜轰鸣，生产线不断被输入与淘汰。与此相伴，中国劳动生产率大幅增长。这反过来凸显与加强了人民币的低估地位。由此，人民币低估与出口增长之间形成正反馈循环。这一循环支持中国出口在2002年至2008年间从2500亿美元增长到24000亿美元。

城市化循环：

出口增长与产业升级换代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农业人口以人类历史上未曾一睹的规模与速度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这直接导致了极其巨大的城市化浪潮。每一个一段时间不曾访问中国的人都会在再次来访时惊叹中国城市扩张的速度与规模。城市化支撑中国房地产市场以及城市基本建设，并进而为重工业化提供了强大动力。

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的税收能力与水平跟城市化速度紧密挂钩。庞大而快速的城市化令中国政府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增加。

于此同时，中国政府人为地压低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尤其是能源与土地价格，进一步刺激了重工业化的发展。加之中国各级政府对GDP的强烈追逐，以扩大基建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迭次强化了城市化浪潮。

投资与储蓄循环：

政府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从另一个角度讲，对应着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倾斜。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的商业机会与对政府资源的距离成反比。政府对财富以及财富机会的垄断构成中国贫富不均最重要的动力与原因，与民间收入的相对缩水一道，直接造成中国消费需求不足。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61%降低到2008年的不足4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这样的比例低到怪异的程度。例如，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一般在70%左右。

消费不足及其对应的储蓄过剩，在支持中国的投资狂潮的同时，经由城市化-工业化-政府收入的逻辑链条，反过来造就进一步的消费不足。由此，形成储蓄与投资的自我放大的正反馈循环。更多的投资早就更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造就更强大的政府财力与对民间财富的剥夺，进而引致更大程度的消费不足，然后形成另一轮的投资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