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很多活动的成本都压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以求节省成本，但最底限的费用支出是必须的，有时低成本真的不可能产出好的结果。社会企业必须尊重每个人的付出和成本，只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才可以保障社会企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安说。

安猪很早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多背一公斤”现在的专职工作人员都没有社会保险和交通、话费补助等，甚至连固定的办公室都没有。安猪告诉工作人员们，“应该为大家提供和企业一样所有的福利和待遇，但‘多背一公斤’现在处于自身建设过程，只能说努力尽快改善了。”

去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四次中文网志年会上，“多背一公斤”的志愿者在现场举行了一个“买帽子捐图书”的活动，为四川什邡的一所小学捐赠了一百多本少儿图书。为了让大家都了解和监督帽子价格中的10元的去向，每位消费者都在图书的扉页为受赠的孩子写了一句寄语，由此建立了双方的连接，增添了“一对一”的体验。

与此类似，“多背一公斤”每次活动的财务都是透明的，甚至不厌其烦地将细节公布出来，让大家监督款项的用途去向。为什么这样做呢？安解释道，“这样做是为了增加财务的透明度，让大家花钱花得明白，花得值得，从而增加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的信赖，提高我们自身的公信力。”

事实上，“公信力”是安平时工作中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安也一直坚信，NGO组织和社会企业也要和企业一样需要公信力，公信力是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NGO的政策之痛

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无数游走在政策夹缝中的民间公益组织都抱着“活下来就是成功”的信念在运作和寻求突围。他们在期许什么？答案很简单，就是一个合法的身份：法人地位。

根据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因为我国民间组织管理采取双重管理体制，一个民间组织先要获得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门去登记。“由于双重制度需要有机关担保，而我们找不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担保。”安猪说。

另外，注册门槛也很高，一般的民间NGO不可能拿出几千万注册资金。但是如果没有注册，就没有法人的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于民间NGO所开的发票不能让企业抵税，所以可能企业对民间NGO的捐款热情不高。”安说。此外，由于政策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实施细则缺位，很多民间NGO和营利性企业一样，不得不承担着高额的税费，其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并未得到政策的鼓励和支持。

“多背一公斤” 2008年5月曾从南都公益基金会申请到5万元项目经费，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这笔经费的5.5%即2750元必须用于纳税。“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可以买很多图书，但没有办法。”安猪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