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货币政策既要连续，同时要有针对性和灵活性。针对性主要是针对调产业结构，调结构需要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该发展的支持，不该发展的严控贷款，我觉得这是一个针对性。

灵活性肯定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了，现在来看明年还是有很多问题，迪拜危机现在也出来了。

《21世纪》：这个灵活性指的是加息还是调货币总量？

祝宝良：至于用什么样的工具现在不好说，但是肯定要适度宽松。

结构调整促发展方式转变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6项主要任务，如何做个总结？

祝宝良：那就是我们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当中。在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保持经济平稳、加快发展，这是一个主体，围绕这个主体，保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调结构的体制、机制保障方面可能会加大一些力度。这从会议内容中可以看到的，包括城市化，提高城镇化的问题，这些都是。

《21世纪》：我们注意到，在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和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两项任务中，都提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尤其提到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出我国具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您怎么看？

祝宝良：提到新兴产业大家都知道，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以后肯定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来带动经济走出泥沼。

现在气候变化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对未来产业经济发展能够长期持续发挥作用的，就是在低碳，循环经济这些领域。

可能有一些新能源、新材料，还有一些医药行业的医药育种等等，还有我们信息产业，这些产业在发展。

《21世纪》：您说的转变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转变？

祝宝良：我个人认为跟结构调整是一个概念。

发展方式有三个方式转变，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变成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依靠二产变成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依靠要素、资源投入转成依靠科技进步，生产率提高加管理水平改善。

我们扩内需，发展服务业，然后自主创新，搞产业结构调整，这些本身都是结构调整的含义，通过结构调整去转变这个发展方式。

《21世纪》：在调结构这一块，除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还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约束？

祝宝良：这个政策可以是改革，比如资源税、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提高使用成本，这样就可以淘汰掉高能耗企业。

第二，要调的话还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

第三，比如说社保跨省区流转，企业的社保可以带走，企业破产了以后员工可以到其他地方找个工作，把社保关系带走。

通过这些办法，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性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体制方面现在已经在改了，政策是根据情况随时发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