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萨缪尔森后头得到第三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库兹涅茨生在俄国，大部分时间也长在美国，活了84岁。顺着得奖次序再往下数，下一个约翰·希克斯85岁。这些相邻的得主都不消说，基本都在“长寿竞赛”上输给了萨缪尔森。

甚至，跟他同一年出生、晚十年得奖的阿瑟·刘易斯，爱好古典音乐、喜欢远足，1991年在西印度群岛巴巴多斯岛去世，而这一年，萨缪尔森还忙着在修改他的教材。

“萨版”《经济学》的译者萧琛翻译了其最近的几个中文译本，当我的同事史进峰跟他聊起萨缪尔森，萧琛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一些经济学人对这本《经济学》从不同方面提出质疑，教材本身的影响力在挑战下呈下降的趋势，萨缪尔森因此着手进行很大程度的修改。

这种“翻新”实际上甚为耗费精力，但萨缪尔森极为投入。即使在十多年后回忆起来，萧琛对这位老人的精力旺盛依然念兹在兹。

幸福等式是如何在萨缪尔森体内发挥作用，以至于他长寿至斯呢？

中非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邹恒甫过去曾在一篇《高校改革之殇》中提到萨缪尔森，“在职的政府官员在美国大学里是绝对不容许兼大学教授的，除非离开政府机关之后……萨缪尔森说他一辈子最荣耀的是没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睡过一夜，而我们中国的明星经济学新闻工作者离开北京就睡不着觉：当然在外地养二奶除外。”

待不待在华盛顿，对别人也许不是个问题，但试想一下，这是教过、影响过肯尼迪的萨缪尔森，如果把场景换成中国，那位中国的“萨缪尔森”会如何选择？幸福的天平又会是怎样的摇摆？

萨缪尔森是如何把握他的效用-欲望天平，在他离去之后已无法得知，留给我们的就是需要每个人去感悟的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