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走了，也该是很多人把他从记忆中找出来的时候了。

仅仅是因为学术著作的个人口味和偏好，模样略显“系统集成式”的萨缪尔森，与更偏向独辟蹊径的卢卡斯等相比，我肯定倾向后者，而且似乎从后者隐约得到的启发也更多。论个性的饱满，仿佛凯恩斯和熊彼特更胜一筹，而萨缪尔森“宅男”的成分相对多得多。而如今被捧得高高的“萨版”《经济学》，十多年前读的时候印象不是太好——好多年之后，我才找到合适的词汇描述当时的印象——经济学的“百家讲坛”。

但即使如此，萨缪尔森的精巧思维令人难忘，尤其是他的幸福等式：幸福=效用/欲望。一个等式从中文看只有六个字，其中只有一个“效用”是传统经济学里的常用词汇，但简约至此，却蕴含着不言自明的威力。

时不时就会看着某个人在博客或文章中对着这个等式长吁短叹一番，而借题发挥出的理解既好像很接近，又好像南辕北辙。

这种精巧的思维是KISS（Keep it simple , stupid）法则的产物，而萨缪尔森“吻”出的这条等式尤其耐人寻味。

扩大效用或减小欲望可以扩大幸福，这容易理解。但如果效用和欲望同时翻倍或同时减半，幸福会维持在原先的水平上吗？生搬硬套的话，我们可以硬着头皮说“Yes”，但生活中有无数的案例都在暗示，假如只能二选一，效用和欲望同时减半或只能两者同时翻倍，前者往往要幸福得多。

等式被打破了吗？

这一点，生活经历比较丰富的人体会肯定深一些，但也许另外一些人会不以为然。几年前，我曾听一位复旦大学的一位学生讲过一件事：在社会上混出来了的某“老”师兄回系里探望，请这些师弟胡吃海塞，师兄喝得烂醉。

饭后在校园的草地上聊天，师兄依旧抱着酒瓶不撒手。聊着聊着，师兄涕泪皆下满地打滚，一边嚎着：“穷得只剩下钱了。”重复着这个单调的句子，师兄撕心裂肺，而师弟们却羡慕不已，巴望着自己哪天也能穷得只剩下钱。

对于这点，我有个歪解：眯缝着眼睛盯着等式右边，直到盯的眼睛模糊出一个天平的样子——左边挂着效用，右边挂着欲望。幸福是那天平稳稳当当，不幸福是天平轰然倒下。

从这个角度看，同时扩大效用和欲望与同时抑制效用和欲望相比，后者更容易幸福。我把这个歪解假想为萨缪尔森的隐蔽之“吻”（同样是KISS，但缩写自Keep it suitable size）。这点，萨缪尔森认不认同，在他驾鹤西去之后是不会有答案了。但从一些细节妄自揣测的话，他是深谙幸福之道的，而意外之喜则因而常常伴随着出现在他的周围。

比如诺奖。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前，曾有人问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最大的遗憾是什么？萨缪尔森回答说，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从首度颁发的1901年始，有60多年没有设立经济学奖。1968年，时任瑞典中央银行行长的帕·斯布林克提出设想，次年才有了全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说时迟那时快，这奖推出的第二年就落在55岁的萨缪尔森囊中。

好吧，也许可以解释为萨缪尔森天分过人，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哪个不是天分过人？而从他们的获奖年龄来看，大部分都是到花甲之年才摘得桂冠，像萨缪尔森这样的五十来岁获奖的“耳顺派”屈指可数。这还不算最稀奇的，毕竟有51岁得奖的肯尼思·阿罗和罗伯特·默顿在前头比照着。

再看长寿程度。

1969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动态经济学先驱拉格纳·弗里希（和扬·丁伯根分享），闲暇时爱养养蜂、爬爬山，健康的生活方式持续到去世时的78岁，但比萨缪尔森短了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