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阻碍中国工程建设企业在非洲发展的“绊子”是国家标准。“我们所有的都有国家标准，”周尚民在自己的实践中看到，非洲的业主——甚至是那些雇着来自欧美国家的工程监理公司的，大多可以接受中国标准，“但只有中文版，人家是没法接受的。我在十年前就提过，但没人愿意花这个钱。”

“10年前存在，现在不存在”，吴迪说，中国港湾组织翻译了中国的港口标准，并使之逐渐为苏丹的各方所接受，但他同样担心中国工程建设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目前良好势头如何持续。

“他们围着监理公司的屁股乱转”，吴迪看到一些国际经验缺乏的中国企业严重水土不服，“‘走出去’不是帮助一些在国内玩不下去的企业‘走出去’，现在口子一开，什么企业都‘走出去’了。”

而更糟糕的是，一些找不着北的中国工程建设企业只能靠狂压价格来恶性竞争。

“中国工程建设企业在尼日利亚这边是越来越多了，比重渐渐增加，但是不占便宜，”曾任西非统一商报首席记者的胡潇波谙熟尼日利亚的情况。

“欧美老牌子把最大、最赚钱的拿走了，本地企业把低端的拿走了，中国人与一批人在争中间利润的。而海关等机构又经常找麻烦，也不知道是中国企业势弱还是什么原因，”如今是艾卓国际尼日利亚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胡潇波似乎在提问，但又接着说：“你我是中国人,其实也能够明白为什么。”

黑皮肤的阿米尔会计学专业毕业，在会计师事务所又工作了几年之后，从2005年开始为中国某建筑企业开拓非洲市场。这些把戏，阿米尔日益熟悉，“你们中国人总能找出生意来。”

“有些公司有多年的税扯不清楚。”付新群说，良性运营的问题不仅涉及非洲的私营企业，也涉及一些国有企业，“有些经理人员就是在这里呆两三年。他明天要调走，今天设备马上要坏了，也不会去修的，只顾把美元汇回去——那是他的业绩。”

而国际工程承包的复杂性，使得恶性竞争的后果甚至超乎当事人的意料之外。周昕看到，一些其他省份到海外做工程承包的企业，慢慢就消失了，“国际工程，往往干了很多年，累积的利润还不够你亏一次。一个项目砸了，就完蛋了。”

周昕建议尽量使不必要的“同门”恶斗少一些。

因为控股山东外经集团，山东高速集团间接控股了山东国际（苏丹）有限公司等海外基地。“山东高速是国内高速公路的头块牌子，但道路这块竞争太厉害了”，对于它在非洲的业务重点，周昕反馈的建议是，“在中国公司进入较少的领域。”

而对于那些习惯了被本地居民称呼为“朋友”的人来说，恶性竞争威胁的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利益。吴迪说：“这累积的是国家承担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