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一条找不到路牌的路往前走，经过底下呆着三个苏丹人的一棵树，两个坐着，一个躺在地上。坐着的其中一个向我打招呼，比划着。我猜到他的意思，但假装听不懂，让他多说一会儿。这个“猜谜”游戏以端坐着的另一位仁兄掏出一镑纸币直接示意告终。

我给了一镑，他希望再来一张，我只好果断回一句：“NO”。这倒是地球人都明白的。不过，等我转身想要拍一张照片的时候，他反应特别大，只好作罢。

往前又走了一段，找到我想去的目的地——饮料摊。摊主是位年轻女性，不会讲英语，好在旁边还坐着几个小伙子，多少能沟通。

据说这种摊位，摊主大多是寡妇之类家庭困难的妇女。她们通常在树下、马路拐弯的角落里或停车场的入口处，把一张简单的木板搭在几块砖头上，再在这张“桌子”上摆几个装着苏丹茶叶、糖以及诸如丁香、桂皮等调味品，这就可以开张了。当然，也需要留意城管。

“阿里克林，你有几个兄弟姐妹？”我要了杯本地特色、散发着浓郁香料味的咖啡，问其中一个英语相对较熟的小伙子。“11个兄弟，9个姐妹”，他回答道。

苏丹人最多可以娶四个媳妇，我一个朋友认识的本地某上层人士正好属于这种情况。你知道，全世界的男人都爱拿类似的问题说事。

朋友促狭地问他，怎么能应付得过来，对方回答非常简洁：“闭上嘴巴，张开耳朵。”一闭一张，人口增长。“阿里克林”式的家庭，平均下来，老爸的每一个夫人生了5个孩子。不知道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非洲算不算普遍的，但非洲的总人口增长毋庸置疑是很快的。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非洲据估算，只有约1500万人口。而面积只有前者三分之一的欧洲，此时居民已经有3000万了。

到1900年，非洲有9000万人口，而且根据McEvedy和Jones的数字，20世纪前半期，非洲人口增长率不到1%。但20世纪下半期，非洲人的寿命从1950年的39岁猛增到1990年的52岁。与此同时，非洲每个妇女的孩子数量到1990年高达6.1个——虽然1995年略微减少到5.7个。

以核心家庭的人数算，早已施行“只生一个好”的中国人，现在在家只能打打“斗地主”。非洲的家庭，小场地足球都很容易组织起来。而对于阿里克林家来说，踢标准场地的足球都没问题。

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提高，共同使20世纪下半期成为非洲人口增长最令人瞩目的一段。其中，某些年份达到4%的肯尼亚是非洲纪录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殖民时代，肯尼亚虽然是白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中央肯尼亚的群山海拔高度正好足以让气温全年凉爽，但人口还是很少。1920年刚刚超过200万，1940年接近350万。到该国1963年独立的时候，这个数膨胀到800万。

再过了16年，肯尼亚人口翻了一番。此后，肯尼亚人口增长率缓慢下降，但2000年还是摸到了3000万人口的高点。

非洲的其他国家也表现出近似的特征。比如坦桑尼亚在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里，人口从800万增长到3500万，而在同一段时期内，埃塞俄比亚从1200万增至6000万。

1989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1月20日定为“非洲工业化日”。实际上，这一天也是“国际儿童日”。显然前者的进展不如后者，使得人口增长至令《非洲崛起：9亿消费者的市场远比你想象的要大》一书作者维贾伊·马哈贾（Vijay Mahajan）兴奋不已的9.5亿人口。

非洲的人口增长之于非洲经济增长，以及相应的商机问题，从来是争论有加。比如，马哈贾很乐观，《黑非洲学》作者斯蒂芬·史密斯则说，“没人能在非洲成为赢家”。这个问题，我与英国非洲投资者驻北京代表处任首席代表王国秦一直在讨论，通过邮件从北京讨论到喀土穆，用国内股市“黑嘴”的话说，我们大抵都属于“谨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