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丹被外界描绘成一个公民幸福指数最高的穷国家,我一直特别好奇,前一段我和马云几个朋友专门花了五天时间到不丹去考察了解,寻找幸福的踪迹。
经济发展是不是必然带来幸福?
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伦理问题一开始我们都投赞成票,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幸福,但我们坚持认为经济发展还要兼顾到环境、道德伦理等等,我们可以强调道德、文化,传统,但在经济这块就不可以作为不发展的借口。
不丹非常重视他们的文化,也强调文化的独立,因为国家太小,一旦开放,可能很快会被外来文化吞没。为了保证在发展中保持自己的文化,他们不主张广泛外交。甚至对文化、旅游都有限制。另外,他们强调要渐进式发展经济。可当我们离开不丹,回到曼谷转机,所有的观念再次改变了,物质还是很重要,在不丹每天吃得不好,瘦很多,大家洗澡,走路都觉得很不方便,据说他们在九年前才有电视看。不丹可能算是一个极端,物质比较差,精神、文化比较好。实际上北欧一些国家更值得关注,物质和文化两边平衡得比较好,这次探索带来的命题就是,和谐社会的建立,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个案比较研究。
不丹不需要谷歌?
不丹这个国家非常独特,他们的公务人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我见到一个电视台制作人,是美国(博克比)学新闻的硕士,我说怎么这么多名校学生?他告诉我不丹有1900个公务员,60%在国际名校进修过。
正因如此,他们采取的这套数据化的管理方法,公务员团队是能执行的。他们还有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督导各部门,相当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办公室,定期来看哪些指标达到了,执行团队大部分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非常懂得怎么样用这些方法来执行,这是不丹很可贵的,不丹人民一直生活在宗教中,所有出国留学的人没有滞留的,这么穷却基本都回来了,我很好奇,制片经理跟我讲,因为在于这里有方向感,西方很好,但是不知道往哪儿去,但是一回到不丹,我看见经幡,看见寺庙,看见僧人,我就知道我在哪儿,要去哪儿,会怎么样。他还说了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在不丹不需要谷歌,每一个人都是谷歌,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去的方向。
当今社会很多人感到焦虑浮躁,容易失去方向感,失去了搜索的功能,“方向感”这三个字一直在我心里萦绕,我在思索,一个好企业同样也要让员工有方向感,回来以后我就召集人力资源体系开会,加强员工培训、训练,做价值观的引导,让万通人有明确的方向感。
有幸,国师还邀请我们一起去他们家做客,而一进去后的心理落差让我们惊讶不已,极其简陋的家具和陈设。国师说:我们的人民都是这样,生活差距是比较平均的。以前我曾研究过解决幸福的两种方式,一是管理好欲望,二是增加满足欲望的手段。通过减少物质层面的欲望,增加精神和未来世界的一个预期,这是宗教做的工作。宗教还做一件事情就是培训,一本书几千年,通过寺庙、清真寺、佛堂、还有教堂,然后牧师,阿訇,这些人不停地在宣导,其实相当于培训。培训的结果是什么呢?成为天下第一品牌。
而现代社会我们通过科技、权力、军队、金钱寻找满足欲望的手段,可是这种满足是阶段的,比如渴了,买了一瓶水喝,满足了,但是我又想喝可乐了,喝完可乐我又想吃哈根达斯了,实际上通过物质手段,权力,金钱手段满足的时候永远还是落后欲望,满足只是瞬间,不足是永远。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公司做管理的时候,要两方面用力,除了给员工物质激励,安排期权,奖励,实际上也要有一个精神、价值观、欲望的管理,这样公司的员工会很幸福。
爱情究竟有没有
不丹还有个有趣的文化,遗留着非常重的母系社会的痕迹。他们没有现代的婚姻制度,可以一妻多夫也可以一夫多妻,双方自愿就可以,现在第四任国王才50多岁,娶了四姐妹,老大就叫长皇后,来管后面三个。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爱情”这个词?国师告诉我,他们早期语言体统里没有这个词,类似的词大概相当于“交配”“繁衍”这个意思,可以观察,爱情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有。爱情这个词最初指什么,是我们后来讲的这些意思么?现在越看越不像。
同行的朋友很怀疑这种幸福的氛围能长久,不丹人说他们有信心保持,为什么?又回到宗教上来了,就是因为有经幡,有僧侣。不丹追求的就是幸福指数,不追求GDP,不追求物质发展,要保持一个平衡。这让我忽然想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处在一个强敌环视中,还有犹太人被屠杀的经历,所以这个国家对安全的考虑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们的凝聚力既来自宗教也来自历史。不丹好像没有历史上的这种痛苦。如果一个国家痛苦的历史太长,会影响到人民的幸福指数。不丹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纯净清澈,质朴天然,有信仰,有自由,复杂和世俗顿时能在不丹的空气里净化为简单,最后回归平静。
个人幸福历程
从“体制文人”到地产大亨,他的成长史与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有一定程度上的对应关系,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私人企业家的代言人。20多年前,他骑着自行车,从中央党校到中央团校参加周末读书沙龙,四五十人,一通乱侃,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知识青年。冯仑反观自己的过去,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早从国家文职人员开始,到后来的下岗、流浪、打工,到自己办公司,走进江湖,开始一种狂放不羁的表达,这个过程正好是从走狗文人开始,没留神成为反对文人,最后成为流氓文人。但这远不能概括冯仑的社会责任感和境界。用冯仑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达到“一种境界”,即,自己可以创造是非标准,一种极度的自由。
困难的时候,冯仑读得最多的是《道德经》。“《道德经》对我的世界观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我觉得自己是万通的董事长,把它背在身上,我就让自己变小了。如果我没有什么角色,就拥有自由,就会变得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