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看不见的手”指的不是被神圣化了的市场的自发调节，而是一部美国小说所反映的情报部门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灵魂之湾》是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斯通2003年的大作，书中有不少篇幅描绘加勒比海一岛国伏都教的追魂仪式，但那些有渲染异域情调之嫌的文字只是给一部十分现实的政治讽刺小说增添了一些魔幻的色彩。

主人公麦克尔·埃亨在一所位于美国中北部小镇萨林斯堡(地名系虚构)的普通大学教授美国文学学，他敏感细腻，但自称“小地方的人”，“受了过多教育的土包子”。他与夫人的关系已结上了坚冰，家庭生活徒有其表，大学里又盛行“佶屈聱牙的文章和伪善的言论”，他似乎具备了采取冒险行动的条件。

带麦克尔踏上冒险之途的是同校政治学系专门研究第三世界的玛丽－克莱尔·帕塞尔教授。她才来执教不久，喜欢人们叫她拉腊。在当今有必要显示全球化程度的美国大学，拉腊的履历是广受欢迎的：她有克里奥尔人的血统，在加勒比海向风群岛的圣特里尼蒂岛长大，受的是欧洲教育，有巴黎大学的学位。她唯一不出众的方面是持有美国护照，为此她还费神向人解释，她出生在美国，有位美国母亲。如果以其他方式谋得美国人的身份，听起来就稍逊从容自然的风度。麦克尔已经听闻拉腊的名声，将她列入“薪酬太高的欧洲痞子教授”的行列，但与她一接触就成为她的俘虏。

拉腊一出场读者就意识到她的政治背景复杂。她没有电子信箱，校园通讯录上也不见她的电话号码。麦克尔企图上互联网寻找有关她的信息，但几个与她相关的网站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而且网站还自动录下了探询者的信箱。他告诫自己应该谨慎，并从拉腊想到美国政府的情报机构对大学的渗透。

于是麦克尔与同校的社会学教授诺曼·采维奇谈起这话题，想不到对方竟打开了话匣子。原来诺曼本人也曾“四海为家”，参与过“密歇根工程”，还在国际发展援助计划署工作过。看来，要了解美国的情报组织如何打入学术与教育机构，麦克尔真是找对人了。诺曼说，如今情报人员要在名牌大学潜伏下来已不大容易，只有耶鲁大学例外（这是不是与作者斯通本人在耶鲁的某些不愉快经历有关？），而在萨林斯堡这种相对偏远的院校，“爱国主义的乳汁永远不会稀薄”，军事情报机构往往会利用这种地方吸收新鲜血液。他提醒麦克尔，该校政治学系是已故极右人物赖登奥尔博士的大本营，那位为军情部门服务的冷战斗士收罗了一大批人物，想把政治学系打造成一个针插不进的“教权法西斯主义大公国”。东欧剧变后，有关部门调整了情报的战略重点，反毒品战争也在校园里安插众多耳目。就此诺曼不想多谈: “那在本质上是乏味的，可能没什么文化内涵，惹人讨厌”。他是不是在发牢骚？

长谈中诺曼转弯抹角地暴露了拉腊的身份，与此同时他也暴露了自己。原来他们两人都是迫不得已才到萨林斯堡这种偏远小镇来的。诺曼说它像是“墓地”，拉腊也称那地方“荒唐可笑而死气沉沉”。其实，对诺曼本人的可疑背景麦克尔早就有所察觉。谈话中他有意提醒自己来点儿恭维：“你是一位地区研究专家，你来这里，是为了搞自己的研究”。倘若诺曼在专业领域做得十分出色，麦克尔说这些话就多此一举，他的恭维听来更像是知情人好心的安慰。此时读者再翻回小说第一章，会发现作者已埋下了伏笔：诺曼“自命为研究北部乡村的社会学家”（原文“自命”是“appointed himself”），显然他的学术尚未得到同行的认可。看来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一样，都是间谍的好去处。作者还好像漫不经心地添了一笔，说诺曼极力影响小镇上的青少年，培养他们的适应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发展新生情报力量，就是要到“爱国主义的乳汁”浓厚的地方。

也许正因为诺曼和拉腊同属情报系统， 相煎反而太急。他一听说麦克尔在和拉腊约会打球，就有不祥的预感：“我们有些同事……是彻头彻尾的疯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在寻找牺牲品。谁知道会玩出什么名堂？”这里所说的“同事”，当然不包括麦克尔那样的教师。故事的进程证实了他的预感。

随着情节的展开，读者对拉腊的经历渐渐清楚。拉腊的前夫是一位入籍古巴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曾经是“社会主义集团微不足道的助手”，有机会见到卡斯特罗和以支持古巴革命以及拉美左翼政权著称的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但两人后来投向对立的阵营，为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服务。拉腊出场时，作者点明了她与美国政界右派非同寻常的关系。麦克尔第一次见她是在她的办公室里，他注意到墙上一些照片是她与各种肤色的人的合影，“所有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冷漠和老练的自信。”有一张相片上站在拉腊旁边的那个人似曾相识，麦克尔很快认出，他是个政客，来自麦克尔所反对的那个党派。冷战斗士赖登奥尔博士已经去世了，他的阴魂依然决定了政治学系教授的人选。拉腊是这“教权法西斯主义大公国”里的新成员，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她的任命还符合“政治立场正确”的标准。

政见的不同与对拉腊真正雇主的反感未能阻遏麦克尔情欲的升温，而情欲又升华为不顾后果的爱情。在这危险的交往中，麦克尔“兴奋得几乎像个孩子——心里充满了期待、惊奇和负罪的恐惧”。拉腊要玩的名堂是约他同去她的加勒比故乡参加她哥哥的悼念仪式，还搬出潜水——他们共同的爱好——为诱饵。麦克尔渴望冒险，又有侠义心肠，一口答应。在两人的交往中，拉腊一直处于主导、操纵的地位，这次出行也不例外。她先独自到华盛顿附近“处理哥哥的财产”，两人一同到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转机时，她又把麦克尔支开，让他坐正式航班，自己则坐专门从事走私的小型飞机回圣特里尼蒂。华盛顿的短暂停留是小说里出彩的一章。

拉腊从明尼阿波利斯飞华盛顿，坐的是头等舱，此行费用都是由未加说明的“他们”出的。飞机抵达后，专车把她接送到邻近的弗吉尼亚州一处庄园。庄园的希腊复古式建筑建在山坡上，十分气派。那地方通用西班牙语，是拉美军界设在美国的活动据点，时时招待美国情报机构和政界右翼人士，里根时代活跃一时的学术团体的成员以及某些基金会的代表也时常在那里露脸。(“伊朗门”事件所见证的就是诺斯上校之类的美国“爱国者” 如何与拉美右翼沆瀣一气。）庄园里的大人物是拉腊的密友、阿根廷前军官“迷幻泰里莫斯”，他专与拉美左翼力量作对，并用各种手段（包括贩毒)为哥伦比亚右派民兵筹措资金。这基地设在弗吉尼亚大概也是为了联络上的方便，中央情报局总部就设在该州的兰利。希腊复古式建筑的墙上挂的画像是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和其他拉美军界要人，与这些军人并列的，居然还有英国作家奥威尔和匈牙利裔英籍小说家阿瑟·凯斯特勒，他们的代表作《一九八四年》和《正午的黑暗》在冷战时期都被视为反共杰作。在如此特殊的基地悬挂两位文人的画像，这大概是中央情报局文化战高手的主意。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英美的苏联问题专家(他们一般都有情报部门的背景）对他大加利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副主编斯德罗克就此撰文提出抗议，被戴上一顶匪夷所思的“西方的日丹诺夫”的帽子。拉腊一旦与这类组织沾上边就难以脱身，何况她还有把柄被“他们”抓在手里。在华盛顿一家饭店，拉腊受到一位神秘女子的威胁，作者特地交代，那人五官具有闪族人的特征， 暗示拉美军界和美国政界与犹太院外集团有共同的利益。

那栋复古式建筑里还有一位常客，他是古巴裔美国人(“投奔自由”去的?），院外游说集团的活动家。据说，在过去十年，美国某些国会议员的提案都是出自该人的手笔，这些提案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他的委托人的利益， 至于古巴本土人民的权益， 只是他可弃可取的托辞。他强烈反对某人进入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称那人为“阿拉伯主义者”，看来他想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完全由右翼鹰派人物说了算。这指控有凭据吗？请看他的逻辑：

他穿一双尖头小皮鞋。乘地铁的时候我是挨着他坐的。鞋尖还朝上卷起。他是个穆斯林恐怖分子。他的对手是个敬畏上帝的乡下人，一个正派人。这是反恐战争。

仅仅因为一双他看不惯的皮鞋就成了“穆斯林恐怖分子”，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一句“这是反恐战争”带有绝对的权威，它使得一切论证和劝说都显得多余，确实为“正派人”省心省力。“乡下人”原文是贬义的“yokel”，古巴流亡者把它与“敬畏上帝”搭配在一起，效果绝佳。一家英国报刊在评论去年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会时指出，美国普通选民不大信任口才好、见识广的候选人，拙于言辞者反而会受到欢迎。当然还得来几个全无幽默感的得州“乡下人”的笑话，并摆出替上帝行道的虔诚模样。“敬畏上帝的乡下人”，这是对美国某种流行价值取向的准确概括。

麦克尔到圣特里尼蒂的时候，正值岛上大乱。他在动身前就从报上获悉岛国政局动荡，这种时候赶去未免过分。但是他在拉腊面前也不言语，想等她自己来说。可是拉腊一直就此保持沉默，好不容易物色到“牺牲品”， 她是不会放弃的。虽然现政府由中央情报局操纵，大规模的美国干预已不可避免。拉腊一边为情报机关效力，一边私下捞取外快。她想乘美军正式进驻前把三箱“货物”从岛上运出，不料飞机在海岸边的礁岩上坠毁。麦克尔曾有打捞沉船的经历，在拉腊要求下他潜入出事地点的水下，从飞机残骸中救回两箱“货物”。当时岛上的实权人物（“岛上新秩序的行政长官”）是朱诺特上校，他曾在1980年代参加美军入侵格林纳达，现在穿的却是英国军装，英美联盟也体现在他那班人马身上。迈阿密女记者莉兹·麦基是朱诺特的崇拜者，她来圣特里尼蒂，准备为美英支持下的朱诺特上台作现场报道。她与上校关系暧昧，而且还有情报部门的背景，举止言谈不可一世。她听说麦克尔潜水捞货，就威胁说，他已卷入违法交易和阴谋反叛，美国缉毒局官员将对他提出起诉。她责令麦克尔老实交代，把这次行动的各个环节、背景和涉案人员和盘托出，“那样我就帮你摆脱险境，我们给你找律师，我们给你豁免权”。

但是岛上事态的发展却捉弄了这位粗暴无礼的记者。拉腊兄弟的悼念仪式在进行中，或缓或急的鼓声把麦克尔送入一种似梦非梦的状态。他使命已经完成，失魂落魄地离开了一片喧嚣，未能与拉腊道别。在一个处理得比较勉强的“魔幻”场景，麦克尔作为朱诺特上校的信使登上返回美国的飞机。上校要他向美国总统致以崇高的敬礼，并希望得到总统颁发的“反毒品战争勇士”勋章：“告诉他，我认识他爸爸，我想要勋章。”他怎么会认识总统的父亲？也许他曾为中央情报局效力。这时的莉兹已经失宠，连她自己也不敢相信她的竞争对手如此强大。这位耍惯了威风的记者灰溜溜地出现在飞机场上，已成了岛国不受欢迎的人物。是什么原因使她的地位一落千丈？她在飞机上向麦克尔哭诉：

“我的朋友朱诺特，还有你的朋友……”她摇着头，说不出话来，“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四个字满含辛酸，莉兹实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留在岛上的拉腊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一次色情战略重组。对于朱诺特来说，得罪一个情人记者并不可怕，他新交的女友能量更大。伤心的莉兹从自己的不幸受到启发，检讨起典型的自以为是的美国式善恶观来。她大骂“美国的第三世界大骗局”以及那些暗中参与策划拉美政变的美国官员：“我们是好人，我们是戴‘绿色贝雷帽’的女孩，我们搞定一切，把坏蛋扔出去。只是我们还没有把坏蛋完全清理干净，结果好人也变得和坏蛋没有什么差别了。”这种善恶观曾被拉腊形容为“美国娃娃伪善的空谈”。美国右翼鹰派势力之所以能左右外交政策，乃因“好人/坏蛋”的简单思维模式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麦克尔回到萨林斯堡已是身心交瘁。他的作为已使他的夫人有足够的理由提出离婚，于是他就搬到学生活动中心临时落脚，继而又大病一场。拉腊没有通过任何方式与他联系，倒是莉兹从报上剪了一条新闻寄给麦克尔，原来拉腊已被圣特里尼蒂共和国新政府任命为驻法国大使。情报、色情与走私的游戏，她将继续玩下去，而且玩得转。她的后台依然是活跃于弗吉尼亚的那些人物。

斯通在小说中虚构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多大程度上来自他自己的校园经历，读者不便猜测。美国情报部门无孔不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假如美国的文化教育机构没有中央情报局的雇员，那才是咄咄怪事。 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施特罗·桑得斯的《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纽约， 2000年）一书详细披露了中情局如何动用各种手段参与并引导文化界的活动，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全赖“看不见的手”的高效运作。

如果说冷战结束于1991年苏联解体之时，未免不大准确， 甚至太幼稚简单。国与国之间明明暗暗的角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为保持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将赋予“看不见的手”更复杂多变的任务。不久前举行的乌克兰总统竞选使很多人关注尤先科夫人卡捷琳娜。 据今年1月2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卡捷琳娜出生于美国，父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里根总统第二个任期内卡捷琳娜曾在白宫主管东欧民族事务，后去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这两项事务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是不必多说的。1991年苏联解体，卡捷琳娜加入一个美国援助组织赴乌克兰（多么清晰的战略思路!），不久就陪同一个乌克兰银行家代表团去美国学习美国的金融制度（是谁出的钱?），时任乌克兰银行行长的尤先科是代表团团长。1998年，37岁的卡捷琳娜与尤先科结婚（此时尤先科的政治前景已经显露）。据说，尤先科的政敌指称他夫人系美国特工，想在乌克兰扶植一个美国的傀儡政府。卡捷琳娜反驳说，她和尤先科极少谈论政治。（这倒也正常，夫妻间配合默契，何需赤裸裸的语言来败兴? ）不过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由美元铸就，布什政府通过一些非政府基金向尤先科的政党提供巨额资助，这是路人皆知的。求助与资助，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看不见的手”为两方撮合，个中细节一一道来足以成为标准教材。

让我们假设：某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夫人出生于俄罗斯，持俄罗斯护照，曾在克里姆林宫机要部门任职，后志愿赴美援助。美国大小媒体为此掀起的巨浪不会亚于印度洋上的海啸。从几年前华裔商人的小额(相对而言)政治献金和李文和事件被做足文章可见，美国社会上下一体的政治利益敏感性是令世界佩服的。与这种敏感性相匹配的是美国文化中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超凡想象。约翰·弗兰肯海默的电影《满洲里候选人》（1962年）就是经典的例子。片中一位打入美国社会的苏联女间谍要把自己的傻瓜丈夫推上美国总统的宝座，以图制造麦卡锡式的恐怖，从而分裂社会。这位红色特工眼看就要成功，最终被她那位摆脱了心理控制的儿子击毙。为了当今美国新的地缘政治利益， 该片有了2004年的新版本， 由丹泽耳·华盛顿主演。操纵“洗脑”的罪恶机构不是苏联或中国人，而是一帮阿拉伯人。

现当代中国文学中侦探小说极少（因而侦探片也少），要是有的话也只是弱智儿的杰作。这是由《灵魂之湾》生出来的感叹。

(《灵魂之湾》，［美］罗伯特·斯通著，姚翠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